村庄的记忆

我的家乡在武宁县罗坪镇东边村的塘边，离开自己的家乡有四十多年了。村庄是一九七一年冬库区移民后靠新建的。七三年春，我推荐到九江教育学校读书去了。毕业后几乎没在塘边长住过。可妻子的村庄我却记忆很深刻。

我妻子的村庄，在船滩镇石坑村的岭下。七四年，我一参加工作就分配在该村（那时叫大队）包队。岭下，全镇（那是叫公社）都知道这个地名。因为小（一）型邓家源水库就座落这村的尽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公社的重点水利工程大会战，连续五年都发生在这里。一九七三、七四年，高峰时全公社集中三五千劳力上阵。那壮观场面，只有发生在那个时代。小山沟里，红旗招展，人声鼎沸，炮声隆隆。那么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一点机械化，全靠人力肩挑背扛，大坝的核心墙是用土筑成，碾压都是靠牛踩或人工夯实。岩石开采，尽管有炸药，但要靠人工打眼。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之。那时干部每餐定量只有四两米，还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八磅大锤，我能一气打二百下不歇。会战时期，全村埋锅造饭，到处冒烟，好似军营驻扎，能够容人的地方，没一处是空的，充满生气。因此，该村庄依托水库，水旱无忧，惠及农庄。村里的基本口粮比邻队要强一些。那时口粮大多都不富余，日子过得紧巴。

这个村庄，除了水利，自然条件较差。笔直一条源，纵深五百米，喇叭形，垅口是村口。最宽处不过两百米。垅底为田塅，中间一条溪，两面的山，虽然不高，尽是风化岩，只有矮丛，没有乔木。裸露的地方多半是流沙。山坡上有些挂壁地，难长庄稼。紧贴村口西，有棵古老的樟树，树旁有一口池塘。村庄就在樟树后山拐的开阔地。进出的人们都要从树底下经过。村里人都把它奉做神灵，是当然的迎客树。来有客人，到树下瞭望；送客出村，在树下挥手告个别。人们都相信风水，家运寄托在它的身上。连小孩子哭闹，也要到树下装个香，表张纸在树上，上面写着“天皇皇，地惶惶，我家有个好哭郎，树下人过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人们对生活的寄托，可见一斑。

妻子家有两栋房子。老房子，就在古樟树对面的坑背。这座房子有些年头了：木制青瓦，大木柱，大爽墩。天井，上下两重。文革期认定是清代的建筑。“破四旧”时将厢房上的木刻铲掉了。残留在木梁高处的雕花，清晰地印制了艺术的水准，标志着这座房子的原主人是村里的富户。屋子左右厢房，住着两户人家。我妻子家住在右边，由于人口增多，岳父在旁边加了三间干打垒的土房。老屋，后面靠山，茅竹成林，门朝西北，前面一条小溪，从水库里出来的水，堪称农夫山泉，清明透切，喝上一口，还有点甜。溪宽约五六米，架起一座木桥。虽说是桥，其实是三五根大小不一的杉树，串成的木跳，桥面约五十公分，前后两扇，桥高三四米，桥墩立两根树，人字状，桥面颤颤悠悠的，惯了四五岁的小孩都敢过。屋的下游，有一口围堰，不深不浅，用来灌溉，算得上全村最大的水面，正好洗澡。小孩子最快乐的是摸鱼捉虾。便当洗涮，岳母连猪栏栅都常擦，家里干净清洁。由于水库的修建，渠道从后山通过，且高过屋脊，岩石风化，渠水漏进屋子里，无法居住。一九七八年国庆，我与妻子成家后，仍然常去岭下。这年春节，岳母全家住进了村口西边拗头下，新起的一栋明五暗十的砖瓦房。新屋临公路，但缺水，用水仍然要到老房子对面的水井里挑，来回三百余米。每次到岳母家，我第一件事，就是帮助挑满缸里的水，岳母常夸我勤快。后来，我在屋后凿了盆面大的池子，蓄住岩逢里沁出的水。量大时，也能满足一家人的使用。我的两个小孩，幼儿时基本上都是在这屋子里长大的。对岭下的美好回忆都产自婚后这座新屋里。

岭下，村口三人牵手合抱的空心的樟树，标示着这是个古老的村庄。村庄有一百五六十人，李姓为主，务农为生。文革期，村庄里不讲宗祠，只讲血亲。斗地主、批坏分子，照样的进行。村庄里没有集体祭祀活动，但遇丰收年份，到了年底，全庄的人也集体打打牙祭，亲热劲头就像过大年。

生产队里讲究集体出工。一块旧犁头或犁壁，挂在樟树上，当钟。队长一敲，上工的男男女女就从自己家门口稀稀拉拉的出来。男女在一块干活，常常嘻嘻哈哈的笑声装满山垅。快活极时，男女撒起疯来，女社员瞄准好色的男劳力，围起来把他的裤子扒下，让那阳具挺得老高老高。那轰然震山响，连山雀都惊得四飞。队长一招呼，女的提前半小时，回家做饭。那时乡村寂寞，文化落后，日守阳光，夜守油灯。男子做法，女人宽容。男人打女人的主意是：一要功夫闲，二要慢慢谈，三要下得顾，四要下得蛮。女人接招的挡箭牌是：“贞洁女就怕痴情汉”，间接表达了女性的渴求。仓库里、草垛旁、树下草丛，常有传出风流之事。针对农村存在的陋习，那时的法制规定很严：打军婚家属主意的，必坐牢。干部生活作风发生问题的必惩戒。普通社员出现这件事，动则游行，画黑脸，驮破鞋，批斗。尽管这样，村民的生活还是暗流涌动，总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大家在一个村庄里，陈年往事，牵不长，踩不烂，常被放下。邻里相处，借力相帮，连杀个年猪，都免不了请人捉猪尾巴，完事要请一桌下水，宴请帮忙的人。红白喜事，做屋架马，更是全村庄男女劳力帮着张罗。村里人帮忙，只图吃喝，不要工钱，叫做帮工。做屋之类的工比较多，以工换工，叫做挽工。全村人，就像大家子。那个年代，谁家都缺少不了这种人力的补充。正是这种补充，才弥合了村子人的向心力，构成一种特殊的乡村民俗和文化。村里的人就在这种氛围中生生不息。

随着改革开放，离开村里的人越来越多。青壮年基本上不在村里，外出上学、打工求生，不易相聚了。不说集体劳动的场面不见了，就连帮工和挽工这种维持乡村人文的根基，基本上坍塌了。尽管乡间的房屋、道路，出现了崭新的变化；可村口的樟树，因新农村建设，把古树旁的小塘口用水泥填平了，古树吸不上足够的水分，正逐渐枯萎。其象征了，乡村民俗和文化正静悄悄的在发生巨化。国家目前正大力提倡小城镇建设，结果会使部分村庄荡然无存，人们回不去自己的乡村了。尔后家乡在人们的概念中：可能是一栋楼，一个小区；或是一个镇，一个县；甚至是一省，一国。难以见到乡村祖居的屋场。村庄的构成将成为乡村历史的回忆。

在这里我呼吁：有文化、有能力、有志向的青年，拿起你的笔，举起你的摄像机，迈开你的双脚，到自己的村庄去抢救部分民俗和文化，以对历史有一个交代。这是本文作者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