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那些事

1990年的春天，我和母亲终于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繁华都市——长沙。一家五口分居三地的日子宣告结束，迎接我们的将会是怎样美好的都市生活？

我们一家的到来给这个不大不小的研究院带来了茶余饭后短暂的谈资。“哎呀，他们一家怎么生活咯？三个都是建设银行，难怪穿的那么土里土气。”、“是啊，你没看见他们每天的菜篮子里除了白菜，就是萝卜吗？不容易呢！”我在水房打水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有人窃窃私语。他们所说的三个建设银行就是我和大哥、二哥这三坨菜吧？不能怪他们眼拙，只能说我中性化的发型和衣着迷糊了他们的眼睛。

从小到大我都是留着女式男发，母亲的意思是好打理，漂亮是其次。我理发基本不需要出门，也就是在长沙工作的姑姑偶尔回家来，拿着一把锈迹斑斑的推剪“咔嚓”几下。姑姑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原本几缕黄头发伫立在瘦不拉机的脑袋上，被她这么几下修理，竟变成了狗不理包子似的，不是左边咬，就是右边咬。更可笑的是有一次我被剃了个阴阳头。主要原因是贪吃的我每每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便爬上后山腰摘映山红吃，鲜艳夺目的花儿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眼里不仅仅是养眼的花，更主要的是能填饱我们的肚子。又酸又甜的花朵，就这样成了我们打牙祭的美味佳肴！我毫无顾忌的贪吃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左耳朵的耳廓上又痒又疼，还结了好多血嘎嘎，很是不舒服。母亲没有钱给我治病，也只能听之任之。

几个月才回家的父亲那次却回的那样及时。平时看到父亲一溜烟跑开的我，那次却是异常的想亲近他，扯着他的衣角哭丧着脸：“爹爹，你看看我的耳朵会不会掉啊？掉了还会长出来不？”“快过来。”一贯严肃的父亲变的慈祥了许多，“你坐到凳子上咯，爹爹帮你看看。”我便温驯地坐下，一动不动。“啊哟喂，都烂成这样了，作孽不。”二哥大惊小怪在旁边起哄。“去，到奶奶家借把剪刀来咯。”父亲指派二哥跑腿。一会儿功夫，二哥从奶奶家借来那把咬头发的推剪。父亲拿着推剪“咔嚓”几下将我左边的头发“咬”了个精光，右边那几根黄毛依然伫立在瘦弱的脑袋上。父亲又急急忙忙奔到离家两公里的药店买回我不知名的药水，又从家里那只花公鸡的尾巴上扯了一根最长最漂亮的羽毛。我则躺在他温暖的怀抱里，任由父亲用柔软的鸡毛粘上药水，帮我将耳廓上那讨厌的血嘎嘎清洗干净。经过父亲数天无微不至的医治，我的耳廓总算恢复了原样，可左边那不毛之地却没那么眷恋我，它来的是那么那么的迟缓，使原本喜欢上山摘果果的我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窝在家里逗逗小花猫玩玩。小花猫似乎也不嫌弃我这令人啼笑皆非的阴阳头，整日里围着我转圈圈，陪我度过了那段苦中有乐的岁月，一门心思耐心等待左边黄毛的破土而出。

那时的我非常羡慕其她女同学能穿上漂亮衣服上学，经常梦见家里衣柜里有穿不完的花花裙子。而现实中的我不但没有花花裙子，而且衣服都是接力赛得来的男式装。大哥穿株洲堂哥穿不了的衣服，二哥穿大哥穿不了的衣服，我则穿二哥穿不了的衣服。正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鞋子呢？整个夏天都是光着脚丫子，从秋天到冬天则穿母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着昏暗的煤油灯下做的布鞋。那时的我似乎也非常乐意穿上母亲亲手做的花布鞋，虽然大部分时候不那么合脚，毕竟是母亲一针一线里藏着对我们无私的母爱，我们怎么能嫌弃呢？

命运似乎在1990年开始眷顾我们一家，大哥被正式招进当时还蛮景气的研究院，一年后我也自愿不自愿的参加了工作，第三年二哥也加入了劳动人民的行列。(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些年虽然不富足，只能确保基本的温饱生活，但对于我们这种贫苦农民出生的孩子来说已经很知足了。

原来知足可以长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