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原的记忆（三）

村之记忆

我来到鲁西北平原以后，才知道我们辽北山村的村庄分布是很特别的。一个村要分几个自然屯各自独立居住，不像平原地区村子里的居民都集中住在一个大村庄。我的故乡砬子底下就是南城子村管辖的一个小自然屯。我们屯离山最近，房子都是依山而建，从沟里散落到沟外，没有一定的规矩，房子与房子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好像是孩子们玩的积木从口袋里随意撒了出来。绝没有深宅大院，一家一处房子坐落在矮矮的短墙里，连大门都是透明的。赵本山歌里唱的：屯子不咋大，有山有水有河流。很像我们村。

改革开放以前，生产队没有解散。队部是一个长长的大筒子房，南北两条大炕，社员（村民）们早上上工首先来到这个队部，听从队长的分配，一个生产队农活是很多很杂的，所有的社员不能都干一样的活。那时的村民很厚道，不讲价钱。他们习惯了劳作。但有人会磨洋工，离开队长的眼皮子底下，干活如同老中医号脉，气定神闲的。好在东北的土地一年只种一茬庄稼，卖不卖力气，一年四季也就那么多的农活，努不努力种都是旱涝保收。大锅饭就好在大伙能慢条斯理地混。你穷我也不富裕。肩膀头永远一般齐。

干活磨洋工，就有许多农活留在了半个冬天来做。那时叫“夜战”，场院里一堆堆的玉米还带着皮。男女社员夜里集中在场院里，扒玉米，装玉米囤子。这活最少要干大半个冬天。半夜收工了，生产队还预备夜餐，就在队部的大锅里熬小豆腐，煮高粱米饭，那是最具东北特色的饭食，村里好多年吃不到这样的饭了。

那两铺大炕永远都烧得滚热，南炕的炕梢永远住着一个叫老合的人。老合是弱智，无家无业的，生产队照顾他，给他提供住处，安排他做些轻闲的农活，比如在田边地头看小鸡什么的。他还是队上的义务通信员，队里需要让村民知道的事都由他通知。老合通知也很特别，是奔跑于村街上一路喊过去，反复几遍家家户户就都听到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生产队有一块田离村子远，到那块田里做活要过那条寇河。早上要早早起床，天还很黑就坐马车出发了。怕误了妇女们做早饭，要让老合凌晨起来在村街上跑着喊：“烧火啦——烧火啦——”，小时候常常被惊醒误听为“着火啦——着火了”，非常害怕。我常常很钦佩老合，半夜深更的，全村都在睡觉，连狗都睡着了，他一个人走在黑咕隆咚的街上怎么就不害怕呢？那满山的萤火虫还有山中年久的糟木都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我们总怀疑那其中也有鬼火。

老合虽弱智，但他却懂二十四节气。每一年的春节啊，打春啊，立夏、立秋的等等节气他都能很准确地预知。大伙都觉得不可思议。混沌生太极，他的某些潜质也许是与天在沟通呢吧。

我向来反感某些戏剧或书本对农民形象的贬损，我觉得我的老乡不是书中写的那么愚钝。不会有人用懵懂的眼神面对外来的人问：“现在谁是毛主席？”或者：“长城修完了吗？”这等蠢话。不是赵本山小品中戏谑得那么土，也不是《乡村爱情交响曲》里描绘的那么洋气。他们大多都很幽默，日子再艰难也常常听得到乡里乡亲互相诙谐的逗哏与调侃。他们有时也可能很狡黠，这些都属小农意识，不伤大局。东北农民的憨直、爽快是毋庸质疑的。他们的性格就像他们的民居一样，疏朗散漫而一览无余。

生产队门前有一个大水泡子，圆不圆方不方的，泡子里盛满墨绿色的臭水，浓绿的看不见底。那臭水泡子是生产队用来沤苘麻的。处暑过后，长在地里的一大片苘麻就被全部割倒，一捆一捆的扔进臭水泡子里。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苘麻沤好了，捞出来晒干，苘麻的皮剥下来就可以搓绳子了。苘麻杆儿就一捆捆的分给了各家各户用来做火镰点火。有句俗话“麻杆儿打狼两头害怕”，就说那麻杆儿的细弱无力。一根火柴不能点着一根柴禾，但足以点着几根麻杆。

村里有个老地主，矮矮胖胖的，总是穿着很干净的衣服，戴一顶很规整的帽子，不管是棉帽子还是单帽子都永远那么挺括。他从不多言多语，面容总是平和的，所以他的模样很慈祥。他会纺绳子。他在村前的街道上摆好那个木架子，木架子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是用来纺编绳子的，它已被绳子磨得油光澄亮。那个老地主慢条斯理地纺着，绳子在他手里被扯得老长老长，绳子粗的似小孩的胳臂，都叫那绳子“大傻绳”。大傻绳是拴车、拖捞柴禾的必备之物。小时候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地主并不干重活呢？还有一个地主，他和纺绳子的地主是哥们，他也不干什么体力活，而是成天背个粪箕拾粪。见了人也总是笑呵呵的，那谦虚和蔼的面容一点也不像个地主。

村里还有一个神秘人物，他可能是个老军，是什么军队的不知道了，我想可能不是什么正派部队。都说他和阎锡山好像有什么瓜葛。因为他有一个和阎锡山差不多的名字——阎西州。他住在村子最后边一个很小很小的石头房子里。那房子在冬天里四壁透风。夏天也是凉森森的，因为房子是贴着山根盖的。这个老军说话是外地口音，总是披着一件黄绿色的军大衣。面容白白的，挂着两绺稀疏的胡子。我们小孩子常好奇的看他，他从不讨厌我们。他的手很脏很脏的，只有中指和食指的第二节以下是白的，他每次做饭只用这两个手指淘米。一个碗大的铝盆，里面盛着大米或者高粱米，用小瓢舀上点水，然后就用那两个指头伸到水里搅一搅，米就可以下锅了。

老军有文化，会写毛笔字，认识许多字。他如果看见我们写的大楷，就准认认真真的挑毛病。他的外地口音就成了小孩子们常学的噱头了。没见过他有任何亲人，也看不出他有什么苦恼和忧虑，没有任何人管他。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位老军的背景。我们村里的百姓我想是很厚道的，因为我从没见过和听说过有谁欺侮他这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后来，改革开放了，许多事情都变了，那个老军被谁接走了也无从知道了。我在这里记下他，也是对这位孤独者的一种纪念吧。

村子的前边放着一个大碾盘，白色的石碾，小时候觉得它老大，那是我们女孩子弹石子的地方。我们有六七个女孩子，常常坐在上面玩翻手绢和弹石子。村里有个很老很老的老头，据说他是关里人。说话垮声曳调。永远穿着一条大免裆裤子，双腿弯成O形，走路拖着鞋底摩擦声，他常常和我们抢这个大碾盘。他坐在大碾盘上，下巴拄着根拐杖，眼神定定地看着一个地方，也不知他在想啥？当我们风风火火地结伴跑来时，要是看见他正坐在碾盘上，就像心里落了一块石头那么犯堵。

小时候听老年妇女谈唠他是在老早年闯关东时落到我们村的，一个光棍汉无依无靠。村里某家的年轻妇女心肠热，收留了他。他从此就吃住在了这家，当然挣的钱连同他的一把子年轻的力气也都奉献给了这家。当然也就与这家的妇女有了微妙的瓜葛。后来老了，才分出去娶了一个与他同样老的孤独老太太相依为命。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拉帮套”的故事吧？我来到鲁西以后曾经有人问我：“听说你们东北竟有拉帮套的是吗？”我也毫不含糊地回答：“那些拉帮套的男人大多是你们关里人。”他们就不再言语了。我刚刚学写作的时候，就把那个关里老人和大碾盘相联系写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我怀疑他的人生一定与大碾盘有着某种情结。小说并没敢投出去。记在这里也是一种纪念吧。

秋深季节，家家户户开始积酸菜了。酸菜是东北人家的家常菜，那猪肉炖粉条的大菜里的主料其实还是酸菜。事先把园子里的白菜一垄垄的放倒，让阳光晒一晒。然后把残叶部分打扫掉。在锅里用翻滚的开水焯一下，再用凉水透透，就一层层码到大缸里。每码一层就需要家里的男人站到缸里的菜上踩一踩实。积酸菜就跟淘黏米一样是村里最重要的家务活。这两样活是需要男女配合的，只有这时我才能感觉到父母的和谐。

淘黏米要在腊月里，粘黄米、粘大米、粘高粱米，用水淘洗两遍，不能洗的次数多了，会伤水。伤水的黏米不好吃。将淘洗过的黏米控干就可以磨成面了，要用大大的盆和面、发面，人多的家庭要用小缸。这是力气活，需要男人有力的大手。这也是记忆里父亲唯一帮母亲做的家务活。

做粘豆包的时候，妇女们联合起来，做完你家做我家，三个女人就一台戏，何况是很多妇女聚在一家呢。她们可以推心置腹地说自家的事，可以张家长李家短的讲评别人家的事，也有人能彪呵呵地说些荤笑话，只需几天的功夫就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把全村的粘活做完了。那是人们一个冬天的干粮。一锅锅的蒸，一锅锅的冻，冻好的豆包就装在大缸里。做粘食的人家天天大烟小气的。外边寒天冻地，屋里热气如云，即使关着门，也能从门缝里挤出一缕缕的白气。冷热气相交，门框四边就结了层层薄冰，一开门“吱吱”“嘎嘎”的响。哪个孩子跑进跑出的，背后都会跟着声声吆喝“关门！”“关门！”

女人的手也被粘面泡得雪样白，豆包在她们手里被团得光润圆巧。粗粮细做，不光是要把粗粮参在粘米里一起吃好下咽。也体现在女人细腻的手工上。比如玉米面烙煎饼，比如把玉米和高粱米泡成酸米，然后磨成面压馇子吃等等，就像她们的人生虽粗糙贫苦却要活得鲜亮而饱满。

粘食蒸出来要邻里互换品尝，有时只需隔着矮矮的墙头就能东家递上一碗，西家递上一碗。不知为什么？豆包和大豆酱一样，每家有每家的味。同样的米同样的豆同样的做法，味道却有区别，人们说，是人不同，和面、发面的手法就不同。就像乡村的四季，都是春夏秋冬的过，可是却总会有些五彩缤纷的故事发生在个别的家庭里，留给村里人茶余饭后的嚼舌、讲古。

东北女人爱洁净，无论住的是瓦房还是土屋，都一样的窗明几净。她们最讲究锅台灶脑的整洁。锅台就是东北女人的脸、皮肤，走进东北民居首先要看到和接触到的就是锅台，一个家庭是否干净一看锅台就一目了然了。所以锅台的洁净马虎不得。其次是被格，被子每天早起都不厌其烦地叠落在炕柜上边。无论日子过得穷富，被格永远叠得刷齐。被格的中间还要插个鸡毛掸子。过去年轻人相亲家长都要看看彼此家的锅台、被格这两个地方。其次是看柴禾垛，有大柴禾垛的人家是勤奋的人家，柴禾垛堆得整齐不漏雨，就是正经过日子的庄稼院。

现在很多乡村里的事物都消失了，像小时候夏季里的棒槌声声，像老太太们嘴里叼着的、足有一胳臂长的大烟袋，还有冬天里家家户户的土炕上那煨着红红炭火的火盆，这些都已经成了绝版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