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蒋介石的背影
蒋介石似乎不是下棋的高手。
他的日记中经常有下棋的记载，不过下的多是跳棋，和宋美龄下，连输几盘，再扳回后，还沾沾自喜，专门在日记中记上一笔。其实，这还多半是宋美龄顾及其自尊心，故意放水让他。
下棋平庸不一定就不是战略高手，不过，很多人会把棋坛视为展示战略的一个平台。而且就蒋介石而言，如在棋枰上所展示的，他在战略上很难称得上绝顶高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评价：“蒋介石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可是，由于他一丝不苟地照搬书本，使他成为一个平庸的战略家。在一个假定的战略设想范围之内，他的判断是敏捷而又果断的……但他很难超越这些设想的框框一步，因而也不能提出向旧战略挑战的新战略。”
进而，尼克松比较了蒋介石和他的最大对手毛泽东：“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毛泽东就属于后面这种人。这正是蒋介石的不幸所在。”
如果说，毛泽东带给人们的强烈印象是变、是革命、是求新，那么蒋介石更多展现给人们的则是稳、是妥协、是守成。
蒋介石面临的时代，奇异地要求、适应、熔铸着这一性格。(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双重身份
近代中国，经历历史罕见的大变革、大动荡，近代科技带来的世界空间距离缩小，迫使中国不得不融入世界。作为近代秩序的后来者，当其怯生生地面对全新环境时，国家及民众都不得不承受进入新体系带来的实际和精神意义上的双重屈辱。20世纪初王朝体系的崩溃，又使中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统制秩序失范的时代。
过渡时代的震荡，带给中国人精神上的冲击从当年的文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笼罩着强烈的孤独、绝望、悲伤情绪，文学常常就是时代精神直观的缩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成功登上历史舞台。从1924年就任黄埔军校校长开始训练党军，到1927年国民革命军底定东南，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仅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北伐这样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从南到北横扫全国的军事巨作，也是不到一年就从珠江打到长江，国民革命的洪流真有如摧枯拉朽。之所以如此，革命力量的发挥自是重要因素，对手方的没落也不能不看到，此正如两个当时颇有影响的银行家通信时所说：“北洋军阀诚如尊论，已等于晚清之绿营，暮气太深，如能早日淘汰，即是中国之福。”北伐顺应的是人民望治的心理。这一点，可以从许许多多的材料中得到佐证，而不是像当今有些研究者声言的，仅仅是因为国共两党事后共同塑造。
国民革命的成功，使蒋介石成为当年众多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一位妇女致信胡适：“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命运的栋梁！我们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个人的福寿与成功。”
武英雄的说法，恰切道出蒋介石的特质。尽管有国民革命的正当性旗号，但蒋介石的北伐本质上还是武装征讨。黄埔建军和东征，造就他作为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强人的地位；北伐的成功，则使其向全国统治者的地位迅速迈进。这一切，都离不开武力的扩张和支撑。应该说，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民党文弱的气质。
孙中山创建国民党后，尽管从未离开武装革命，但国民党的文人气质非常明显，蒋应该是孙中山屡战屡败后，晚年思想明显向武装革命倾斜的一个果实。枪杆子为王的时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崛起，既让腐朽的北洋集团不堪一击，也使文人出身的党内资深领袖汪精卫、胡汉民在他面前显得那样软弱。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是一群文人中的军人，但在军人中，蒋介石又是和一群文人泡在一起的异数。和一般出身行伍者不同，蒋并不纯为一介武夫。从5岁发蒙，到19岁东渡日本，蒋接受了完整的国内经籍教育，其所处的江浙文化圈对外界变化又较为敏感，在同龄人中受到相对较多的近代教育影响。到日本留学后，投身孙中山的革命阵营，兼具革命党和军人的双重身份。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极具书卷气，他周围的革命同志也多爱读书，这对蒋介石难免会有影响。所以，蒋介石的军人气质后来改变了国民党，但国民党的文人气其实也在熏染着他。
近代中国，没有武力很难实现纵横捭阖的英雄梦，同样，没有政治视野和抱负，也不大可能在四分五裂的局面下击舸中流。
圣人梦
甚至，蒋介石比一般的政治人物抱负更加远大，他不仅要做君，还想成圣。君师合一，是蒋介石衷心的追求。蒋介石的圣人梦在他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后就开始发酵。
1928年9月，他在日记中反复警醒自己：“立志以天地万物为心，立品以不忮不求为心，男女饮食之间，尤首注意也。德之不讲，何以革命，立功何为。必先立德，为民之法，为国之本也。”立德以为民之法的想法开始浮现。1936年西安事变前，蒋介石的声望日隆，自信心空前高涨，日记中更明确了内心的企求：“从前只知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
如日记中所显示的，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希望成圣，期冀的是自立立人之道，即通过领袖躬行践履道德历练，身体力行，使四方景从，德化天下。蒋介石成长过程中，深受王阳明一脉的宋明理学熏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相当程度上相信，道德教化可以提升人心，而人心的提升又促进社会政治的进步。
1932年，蒋介石在中央军官学校作《中国的立国精神》讲演，其中透露出非常明显的传统德化政治观：“大学里讲政治哲学基础，讲到后来，只要修身，修就是行，修身就是由本身做起；无论何事，必要由自己个人起……个个人能够向上、爱国，个个人能够知道廉耻、知道礼义，到这时候，当然国家会有秩序、政治会上轨道。如此，国家当然能够成为现时代的新国家，然后能够争生存于现代的世界。”
面对利益分化、思想多元、日益趋于复杂的近代世界，蒋介石还在一厢情愿期许着德治的光辉，不能不说，这种期待和时代趋势太过睽违。所以，尽管个人的修身的确不无进展，但他所期望的效果却不可能出现。作为一个面对空前纷繁任务的大国领袖，蒋介石如此期待自我的勘磨修行，多多少少倒是又让人感觉到了军人的幼稚和简单。大陆兵败之际，张治中曾上书蒋介石，不留情面地批评：“钧座之思想，自底定全国以还，即渐有保守倾向，以致若干亟应改革之要政，受钧座惮于改革之态度影响，往往因循不决，故本党革命政策，始终不能表现于政治现实……钧座为国家元首、革命党魁，仅持儒家态度以谋治理，似不足完全适应今日之时代……此类抽象之道德观点，一般人民尤其知识分子，甚至党内之若干同志，咸认为老生常谈，不能得到预期之政治效果与良好反应。”应该说，张治中的说法不能说是无的放矢。
无论是尼克松的评论还是张治中的批评，都道出了蒋介石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质，即保守有余、变革不足，尼克松干脆称蒋为“保守的革命者”。保守而又革命，多少有些拗口，让人怀疑尼克松定义的准确，不过，读一读蒋介石自己的表态或可发现，这一定义竟然意外贴切。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曾明确宣示自己的革命观：“革命是最真实的人生，绝对不是小说，革命不是弹指立现的空中楼阁，乃是一针一缕辛苦织成的织物。所以革命虽少不了热烈的感情，但是革命的进行却不能凭革命者的情感而蔑视步骤和程序……真正负责的革命者，要照着革命的环境是怎么样，胸中热烈地燃炽着革命的目的，而行事要十分安详十分仔细地按着时期和方略，一些不放松，一些不间断地去干。这固然是沉闷，但是革命者能避免这个沉闷的苦痛吗？”
当蒋介石把革命弄成“沉闷的苦痛”时，尽管其中不无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现实顾虑，但和毛泽东掌握政权后仍然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旗相比，抱令守律、规行矩步的思想特质仍然体现得至为明显。观察毛泽东，人们一眼可见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而在蒋介石这里，常会看到的是他对政治对手的“手下留情”。追根溯源，这和蒋介石的“圣人”追求、爱惜羽毛和求稳的心态当然不会没有关系。
过渡者
不过，政治人物的选择不能离开个体的视角，但又切不可仅在其中看到个体。毕竟，更多时候，他们巨大的身影在改变着群体的同时，也被群体所塑造。所以，蒋介石的选择其实还有着更深厚的背景。
看看蒋纬国晚年对其父亲的评点，颇中肯綮：“我研究父亲的一生，发现父亲的哲学艺术就是‘化敌为友’，比孙子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高明。我常听到很多人批评父亲不够心狠手辣，没有消灭与他敌对的人，我认为如果父亲要用这种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灭了。他从来没有处于顺境，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不论在政府里或是党里面都是如此。他不过是高阶的军人，还在一大群军阀里面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敌对的，可是他能够与他们和平相处，最后是化敌为友，即或是不与他成为朋友的人，也不再与他敌对。”
来源: 《财经》 | 来源日期：2013-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