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也，命也，运也，恨也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大部分农民不仅仅要承担繁重的农活（除干部以及干部家属亲戚以外），还要每年被抽去挖公路、修水库，挖大沟，而那被抽的农民就叫民工，当然是没有工资可拿的，生产队能够记点工分给你就算不错了，还有的时候则是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没有任何报酬义务工。那个时候，当领导的绝大部分是文盲或是半文盲，如果放在今天评论的话完全是文盲。而文盲领导靠的是不断地压榨人们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也就是讲劳动强度的极至，还号召农民是大雨大干，小雨不停干，没雨死干，苦干、硬干，拼命干，而不是智力的开发。那个时候，需要的是蛮力而不是智力，在我们农村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挑断扁担当先进，挖断锄头当劳模，而不是充分开拓人们的智力，想办法用机器去替代繁重的体力劳动，发明创造反倒被当成了歪门邪道，所以根本谈不上管理。而文盲领导们最喜欢的就是搞人海战术，无论干什么活儿都是千军万马齐上阵，男女老少皆不论，人山人海，欢欣鼓舞。才没有童工的说法的，很多人才十一到十二岁就被赶去修水库，挖公路。当然老头老太太也不少，曾经有个退休的检察院的院长就对一群一起闲聊的老年人说过，那个时代，他老丈人都70多岁了，才去城关三队开在县城的茶馆里（生产队搞的副业）喝了一杯茶就被一群干部用绳子栓去修水库的故事。而我父母也都被赶去挖公路，修水库，挖大沟。

据我父亲讲，在修白龙河水库（现在作为我们县最大的水库早已不灌溉农田了，早已经变成不知哪个单位的养鱼塘了）的时候，有一天吃过早饭，当然也是中午饭，因为那个时候只吃两餐饭。其实就连两餐饭都还不饱，所以早上是不吃饭的，而是到了中午才吃饭的，而中午饭倒叫早饭了。有一天中午，当吃过饭以后出工的时候，我那个死鬼四叔一边走，一边望着密密麻麻出工的人群，由于嘴碎，才说了一句，“这么多人，就象蚂蚁一样，如果个个都只顾低着头干活，要是有个坏人抱着一挺大机枪，躲在那个山头上啪啪一射，那还不得倒下一大片。”也不知道他说的时候是被那个民工听到了，就去报告了那些干部们，等到晚上收工以后，我那个死鬼四叔就连饭都没有打到就被几个人来五花大绑地给绑着拖走了。直到深夜我那死鬼四叔才被放回，在一群民工睡觉的工棚里，浑身是伤地躺在茅草铺的地铺上哼个不停，显然是被打得不轻了，我父亲也不敢说什么，只是帮他收拾一下，说道，以后就老老实实干活，少说话多干活。其他的我父亲也不敢说什么，因为那个时代最时兴就是告密，揭发，打小报告，领导干部喜欢挑动群众斗群众，而不知道为什么部分老百姓则是乐于苦马咬苦马。你要是说了什么，不知道又被那个喜欢打小报告的民工听了去报告干部就又得遭殃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位被称为云南王的谭省委书记在60年代会下了一个全省抄家的命令，当然我父母一直都说成是唐省长，自然错了姓而名是不会错的，后来我查了网上才知道，并不是什么唐省长，而是谭省委书记，其实他要求的是抄枪支弹药，不过枪支弹药不是已经在土改时期就抄过了吗？到了60年代怎么又来了一次大抄家，但是到了下面却是变成猪鸡鹅鸭，锅碗瓢盆，锅缸水桶，衣服鞋子，总之是吃的、穿的、用的，瓶瓶罐罐，甚至烂被单，烂板凳都不放过。我们村子过叫窑上，现在叫碗窑村，村里曾经有一个叫车老四的村民好不容易找关系托人从青龙街买到了一对洋铁桶（我们这里吃的是井水，而且春冬两季少雨季节还没有水吃，得半夜三更去挑水，而且得下井去舀，平常人们用的是木桶，打水比较重），谁知遇到了大抄家，当然就没有幸免了，也不知道他是说了什么，就被打了，由于他不服气，有一天他在自己家的灶房里一面做饭一面就发牢骚，说是真比国民党还凶，动不动就打人，谁知道他家做饭的灶靠的墙壁有一道窗子，而窗子以外就是人过的路，也不知道谁听到去报告了生产队的干部，到了晚上一群人就把他用绳子绑了去寺里（慈云寺）吊打一个夜晚，直到小便失禁才被放回家，根据寺旁边的人家后来讲，打的鬼声气都叫了出来。

村里那个姓张的治保主任还把村子里的另外一个姓杨的村民弄去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呢！关于这件事，，当时是传的沸沸扬扬，我小时候是亲自经历过的，说那个姓杨的村民有一个收音机，专门收听台湾敌特电报，于是就这样变成了里通外国的敌特分子了，自古以来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什么时候台湾变成了外国了，这是一罪，还有另外一罪就是用一些小学生的作业本撕成一些小纸条，在上边写上毛某某不要你当生产队长了你下田去干活，毛某某不要你当大队支书了，你下田去干活，（两个毛某某是叔侄两，一个生产队长，一个大队副支书）就这样那个姓杨的村民则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了，于是里通外国的敌特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二罪并罚，那个姓杨的村民变成了政治犯而被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了，直到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那个姓杨的村民在劳改了七年之后才被无罪释放回了家，后来我也才从另一个村民的的讲述中得知事情的真相，原来在那个年代杨姓村民认识一些山区的生产队长，而那个年代，林业法并不完善，于是靠近那个村子的山林就属于那个生产队的，因为上村小学（上村过去是一个大队，现在是个办事处，而我们碗窑村是过去是上村大队中的一个小队）要盖学校，需要一些木材，于是姓杨的村民就领着当时治保主任张某人去买，而盖学校并没有用完，有没有剩钱就不得而知了，由于姓张的治保主任想贪污，所以就把知情的杨姓村民弄进了监狱去劳改去了。曾经一个文友写到什么时候冤假错案最多少，其实当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最多，一个小小的治保主任居然能够把人弄进监狱，并且变成政治犯，在今天人们一定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时代，无论是当工人还是当兵，上学甚至结婚找对象都讲究阶级成分，而当工人是高人一等。可惜大部分单位要人都是来生产队找干部要，而生产队里的干部们总是把持着名额的分配权，所以干部们总是人人争着让自己的子女去当工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村子的治保主任张某人，当兵的名额他家不要，上学的名额他家不要，凡是单位来要人他家都要争着去。他家有八个娃娃，在那个时代成年都去当了工人，现在都拿了退休工资，当然其他干部有时候也会分配到了名额，我们村子那个时代的生产队长的儿子就去了供销社，因为物资统购统销时代，供销社掌握着某些物资的分配权和发放权，所以那个时代比较吃香，人家一直到退休，现在拿着退休工资。

谁知道有一次，养路队挑人居然不是来生产队挑了，而是直接去了修公路、修水库的工地的民工中挑人，在上万人的民工中，我父亲由于干活认真，从不偷懒，也从不多言多语，所以就被养路队的人挑中了去修公路了，当然也成吃公家粮的一份子了。谁知才工作了两年，我们村子那个姓张的治保主任得了红眼病，也是就邀约了村子里的一群干部写了一份申请往县上一递，说是，58年饿死的人多，要我父亲回来当会计，当然回来并不是当什么会计，而是又被赶去修水库，挖公路去了。饿死的人多不对那些干部问责处理，也是那个时代的奇葩，人家治保主任照样当的好好的，而且由于贫下中农管学校，所以大字不认识一个的治保主任还兼任着上村小学的副校长呢！当我父亲后来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其他人都会说，你怎么不去单位反映说你去不愿意回村子里的生产队去当会计，而我也会抱怨。我父亲就说，你们以为我没有反映，可是单位的领导说是县上亲自下的通知，他们也没有办法。(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由于通海的一个同样是当时当民工去的养路队，而他的女儿前几年嫁在我们碗窑村，所以他会经常来他女儿家，也会来找我父亲聊天，他说他现在拿着5000到6000的退休工资，如果我父亲还在的话可能会比他高，因为我父亲是小学毕业，而他却不认识字，人家后来提干都要一定的文化底子。只是我父亲回家成了农民，没有退休工资可拿，还这样病那样病的，也不知是不是那个时代苦的，累的，饿的，可惜的是，时也，命也，运也，恨也。个人的命运其实也是国家的命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