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我的高考
1979，我的高考
周贵义
（一）文理分班
恢复高考以前，大学对我来说是既辽远又神秘，觉得跟自己一丝关系也没有。
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发小张必麟的哥哥，一个只有初中毕业，每天跟着父亲学裁缝讨生活的后生，竟然考上厦门大学，这样的奇迹让我惊诧不已，好像大学并不是那么的可望而不可即，至少，离我家不足两百米的地方，就出了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学生。不过，对于一个刚上高中，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要起床拾粪挣工分，傍晚要挑大粪浇甘蔗，周末要拔兔草找猪食或上山砍芦苇割芦萁柴的孩子来说，“大学”两个字并没有太大的触动，讲起发小的哥哥，也是轻轻淡淡，像讲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传奇故事，除了有一点羡慕，妒忌和恨是根本不存在的。
一上高二，却莫名其妙的有些紧张起来，一是那时的学制很短，幼儿园一年，小学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五年半，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上了高二，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毕业，就要参加高考了，或许将永远离开校园；二是曲溪、赖源的高二学生都合并过来，上一个年级许多学习不错，高考落榜的学生也回来复读了，班上多了几个陌生的面孔，虽然三几天就熟了，但总感到像是要抢我们的饭碗一般；三是听说要重新编班，分文科班理科班和中专班。总之，有点人心惶惶。很多同学都觉得原班级挺好的，不要再分了，我也有同感，但愿分班之说只是谣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校长沈君奇，是建国初年姑田区的区长，那时姑田区管辖着姑田、曲溪、赖源三个地方，沈区长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头像被丑丑的画到厕所里，“四人帮”倒台后平反昭雪，后来回到姑田中学任校长。他豪爽豁达，自称农民大老粗，却极有领导力。有确切的消息，分班是沈校长的主意。既然是沈校长的决断，那一定是铁板钉钉的事。
那几天上课前或课间，同学们总在议论分班之事。有人咬笔头，有人敲笔盒，有人交头接耳。几个要好的同学问我怎么报，我都摇头，年段四个班，我的成绩排在前面一些，报理科吧，物理的这个“力”那个“力”常常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化学的方程式的“价”也总是配不平。报文科吧，史地生不知道要学些什么，况且，成绩较好的同学都报理科的多，说是不考大专可考中专，文科只有考大专一条路。父母没什么文化，不可能提供参考，亲房中还没有人读过高中，没有人帮助指路，正是左右不是，犹疑难决。
一日，张必麟神秘的向我展示一个物件，是一本横版的工作笔记，翻开笔记，细小而娟秀的笔迹记录的是高考的考纲和重点知识，语数英政史地齐全。必麟告诉我是从吴功和同学处借的，功和的哥哥吴功民77年参加高考，曽辅导过他哥哥。我心跳加速，爱不释手，赖着脸皮也要转借过来，必麟实在拗不过我，只好偷偷借给我，并强调再三，明天必须归还。我如获至宝，晚饭一吃完，就躲入房间开始抄，抄到鸡叫二遍，手指僵麻才匆匆上床。第二天上午推说忘记在家，上课又偷着抄，废了两本科作业纸，总算抄完，下午完璧归赵。报什么，我心中终于有底了。
我被编在文科一班，蒋先华、吴志昆、罗文明等高手一一在列，上一届的徐金华、余大光、李秀华、邱小晶，高许多届的华伦仪也回校复读编入该班。徐金华、余大光上年高考离上大学仅咫尺之遥，激烈的竞争在班上悄悄展开。
（二）尖子生福利
沈君奇校长屡有妙招。78年就通过搞好几轮次的总复习取得不俗的成绩。79年，他谋划着姑田中学高考要来一个重大的飞跃，于是，分好班后，他当机立断，把所有尖子生都集中住宿，集中晚自习。
我虽然在尖子之列，但家离学校不过两里地，而且不久前父母刚刚给我开了一个单间，有了这个自我做主的小天地，我根本就不想离开。父母则还希望我这个大儿子每周能给120穴甘蔗轮着浇一遍，于是，我拒绝住校的理由便很是充分。
一天傍晚，我浇完甘蔗回来，正吃着晚饭，隔壁阿婆过来说有人找我，我忙迎出去，还没到门口，就看见班主任吴迺庆老师进来了，是来动员我住校的。父母急忙离开饭桌，搬了一张条凳给吴老师坐。吴老师没有落座，站着对我父母说话，先是介绍我基础如何如何的好，学习怎样怎样的用功，褒扬了一番之后，便提醒我父母，孩子的前途要紧，一辈子的事，关键就看这一年，学校的举措就是要给孩子创造最好的条件，让孩子充分利用时间学习，希望他们辛苦一些，浇甘蔗什么的，就别指望孩子，孩子有了前途，不单好他自己，给家庭的回报也是不可估量的。老师语气柔和，句句在理，父母唯唯诺诺。母亲说，学校都是为孩子好，她不会再让孩子做这做那了。父亲毕竟见过一些世面，表示感谢学校、老师的关爱，一定全力配合。于是，抱出家里最新的一条棉被给我。吴老师连茶水也没有喝上一口，就抱着我的被子先走了。吃了夜饭，母亲找了一个布袋，量了几筒米，拿了家里唯一一个刷牙用的口杯，连同七八团豆酱干让我带上。临行，父亲给了我一块钱菜钱，问我够不够，实际上他已掏不出更多的钱，而我暑假做瓦片，除了上交外，还攒着三四块私房钱。我说，够了，学校的菜才三分五分钱一份，一块钱可以用很久。父亲说，想吃时，也可以买几片肉吃吃。就这样，我第一次离开家，住进了学校。
我的宿舍住8个人，段木做成的架子床，分上下铺，我和罗文明搭铺，徐金华也住同一宿舍。隔壁宿舍住着来自赖源的男生，两个宿舍间用薄板隔开，上半部分是空的，吴东升、曾崇钦经常翻越到我们宿舍，用赖源方言讲半荤不素的简短笑话，边说边翻译，惹得我们前仰后合，小腹抽着筋的痛。
尖子生复习的地点就在校长室边上的学校会议室，文理科尖子全集中在一块，没有固定的座位，连续几天后，每人的位置也就约定俗成。理科班的尖子占绝对多数，复读的罗梓和、华丕长、蒋文智等，应届的俞运煌、江丕煌、华生炎等，一坐下来就埋头看书、作业，多数时候鸦雀无声，几乎只能听见翻书，翻科作业纸的响动，那氛围，就像伏击战将要打响前的一刻。
那时的电力供应很不理想，经常断电，电压还极端不稳定，因此，其他同学不硬性要求晚自习。学校给我们备用一盏汽灯，每天都加满油，先到的同学扑哧扑哧给打足气，供电一出现问题，就立刻点上。汽灯发出的光白闪闪的，比电灯明亮得多，我们倒希望电灯经常没电，但那电灯总是坚韧不拔的像鬼火一般的亮着，还好的是，那时我们的视力几乎都能赶上猫头鹰了。
尖子生还有一项巨大的福利，就是每天晚上九点半左右，学校会给我们每个人提供一大碗的面疙瘩。清水煮透，没有什么油星，表面撒了一些葱末，对农村的孩子来说，这已经算大餐，我们常常吃得连一滴汤都不剩。这碗面疙瘩入肚，我们又浑身是劲，尤其是寒冷的冬日，其热量足以支撑我们后半场两个钟头的复习。
吃面疙瘩的当口，沈校长也偶尔露面，用他那带浓重连城地瓜味的普通话鼓励我们，说我们都是经过老师推荐，学校精挑细选出来，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学校争光，都极有希望考上大学，一番话，弄得我们像打了鸡血似的。最突出的就是徐金华和罗文明，仅有两个早上，我天还没亮就起床，想好好的表现一下自己的勤勉，可水渠边老梧桐树旁那盏路灯，一天被徐金华占了，一天被罗文明占了，弄得我嫉妒得半死，以后再没有信心起那么早。
那一年，尖子生不负众望，大多考上大专中专，没有上的，后来经过复读或考干什么的，走出乡村，走上工作岗位。
（三）老师的招数
文科班的科任老师有：语文，蔡冰心；数学，吴金鸿；政治，周香琴；历史，谢济中；地理，吴迺庆等。
之所以报文科，相信有不少同学也是因为理化确实学不来，学政史地，听一个一知半解总还有个一知半解，骗不了老师，骗骗自己总还是可以的。班主任吴迺庆一上地理课就强调地图地图，他说，只有把地图印在脑海里，才会有兴趣学地理。他教我们一个方法，比赛找地图中的最边边角角的地名。地图册中标注的字迹可真小，你随便说一个，要很快找到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着，实实在在激发了我的兴趣，课件，我便邀几个同学，抱着地图册，你说一个地名，我说一个地名，大家比赛谁找得快。一个时期下来，哪一条海沟，哪一道海峡，哪一座山峰，居然了然于胸，学起地理来也相对得心应手。
政治老师周香琴，清瘦利落，快言快语，一笔字开合得当，劲道不差，有男士风采。开始时像填鸭子一样，噼里啪啦，把好多好多知识点一股脑儿塞给你，让你有一种快要爆炸的绝望感觉。接着，她再条分缕析，一点一点给我们讲解得清清楚楚，原来的一头雾水渐渐地清晰起来，原来的不堪负重，变得轻松自如起来。我们也逐步明白了先繁后简的好处，这可不就是现在常讲的崩溃疗法？
语文老师蔡冰心，那时三十出头，就像一个知性的大姐姐。她扎着两根垂肩短辫，穿一件合体的碎花翻领小西装，音色圆润，吐字清晰，悦耳动听，讲课文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展现出实足的画面感，把我们引入一个个人间盛景。没有苦口婆心的劝导，没有慷慨激昂的鼓动，一如春雨，润物无声，我们如沐春风，自然就跟着她的节奏，在文字、语法、篇章的通道上行进。
数学老师吴金鸿，口音里带着浓重的莆田腔，数学水平跟他的高度近视眼镜成正比。他的眼镜镜片很厚，侧面看去，一圈圈十分明显。课堂上，他偶尔摘下眼镜，只见他眼窝深陷，被镜片遮挡的地方颜色明显比其它地方白许多，让人看了瘆得慌。他的古板跟数学本身的古板一般无二，但他上课时居然能加入许多滑稽的动作来产生浪漫的色彩，从而在一片欢笑声中阐释各种概念。有几次，他玩偶般比划着走下讲台，继续往边上走，差一点就吻着墙壁了，正当我心儿高悬，快要惊叫出声时，他却恰到好处的停止。某些公式定理，确实是通过他的形象才深深的烙在我的脑子里。
历史老师谢济中，水平高，资历深，走路步不加快，说话声不加高，永远温文尔雅，最具儒者风范。每个历史朝代的知识点，他都设计成题目，把题目标注在一指宽，约20厘米长的竹签上，数支或数十支竹签装在一个竹筒里，每节课，他都点上几位同学，上台抽签，按签答题。这一着很是厉害，不知什么时候会被点上，不知会抽中什么题目，要想不出丑，唯有上课专心听讲，课后认真复习。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面对各科老师的各种招数，猪往前拱，鸡往后刨，我们也只能使出浑身解数，见招拆招。这么的你来我往，我们贫瘠的头脑中，知识的储备终于丰裕起来。
（四）进城赶考
高考考场设在连城一中。这次进城赶考，是我第二次进城。多年前，父亲到县里开春耕生产三级扩干会，带我进城玩了一次，住在县招待所，县城给我的印象是街道宽敞了一些，路灯明亮了一些，还有就是有几栋3、4层的高楼，招待所的缽子饭很好吃。这次进城，让我兴奋得像出国旅游似的，大半夜睡不着。
早饭，母亲给我下了一碗面，煮了两个鸡蛋，蛋壳染成红色，这种优厚的待遇让我受宠若惊，表明这次出门非同小可。后来听同学说，他吃的是葱面，葱代表聪明，蛋，特别是鸭蛋是不能吃的，利市不好。好在那时母亲不懂这些道道，否则，要后悔一辈子。
我们搭乘的是姑田到连城的班车，上车乱挤，我好不容易抢了一个靠近车门的座位，刚坐下，有个妇人上车，要我将座位让给她，我好不容易进一趟城，坐车对我来说是个稀罕的事，而且还是去参加高考，我说什么都不肯，再说，车上那么多人，凭什么偏偏要我让座。妇人没有再坚持，我以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没想到留下后话。高考完回到家，我却落得个“有眼不认人”的罪名。原来，我根本不知道此妇人是我叔母的妹妹，算起来该叫姨妈，更让我吃惊的是，他是同学江某某的母亲，不知当时江某某同学是否有座位。我又不服气，又委屈了好一阵子。幸亏这罪名是考后才得知，如果早些天知道，还不知后果会怎样。
我们住在东门桥头的莲花旅社。熟悉考场时，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操着各种口音的同龄人，第一次看到教室外拉上警戒线，第一次发现有挎着步枪的基干民兵巡逻，第一次看到并听说那个牵着狼狗，佩戴着短枪的黑脸包公，是公安局的狼狗训练员，外号叫狗官，第一次遇见这样如临大敌的阵仗，我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狂跳起来。
考前的晚上，我们在莲花小学温习，当然，许多同学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成群结队上街去了。我不知复习什么好，只是翻开语文书，盲无目的的看文言文。理科班的俞运煌、江丕煌他们则在研究一张科技报，报纸的第四版有高考数学复习题。巧的是，数学试卷中有一题大题跟报纸上的极为相似，十好几分的分值。
第二天上午考语文，我沿袭着头天下午的紧张，整场考试，我连头都没有抬一下，更不用说左顾右盼了。一直到出场，除了觉得脖子僵硬，我连监考官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这样的状态自然发挥得一塌糊涂，作文是改写何为的《第二次考试》，两千多字的原文看得我脑袋发胀，又没练习过改写，只好东一点西一点的拼凑，将原文按字数的要求压缩成篇。
回旅社的路上，听说有人吓得尿了裤子，还有个女生吓得昏了过去，有了这样的故事做注脚，此后的考试，我的心情松弛了下来，只是答题时仍旧一路磕磕碰碰，有一道数学开平方的4分题，第一步就把原题中的系数2给漏了。这也许就是我命运的分水岭，假设加上那个分数，我就可能上师大。
考试结束那天，我们是各自回家的。不像现在的孩子，一定要交到家长的手中，老师的使命才算完成。大哥谢仁秋是半个连城通，他约我和华丕长到石门湖游玩。那时的石门湖还没开发，只是一个水库而已。我们从老车站步行，顺着莲塘路出发，不久拐进一条机耕道，路面坎坷不平，到处是积水，路边恣意生长的芦苇和金樱花的枝条时常伸到路面，挡着我们的去路，我们只得每人抓了一截随手捡的枯枝，拍拍打打着前进。到了所谓的码头，只有一艘柴油机做动力的小木船，主要是摆渡塘前小朱地、姑田大样地到城里赶圩办货的行人。恰巧要送人，我们便问是否可以乘船，船老大说可以，每人要收一角钱。我们交了钱，坐了上去，船上没有救生衣，甚至连一个充气的轮胎也没有。柴油机发着沉闷的嘭嘭声，排气管吐着浓黑浓黑的烟，船儿犁着水面前进，水波层层涌起，拍打着船帮，清凉的风和着水汽，一阵一阵从脸上拂过，十分惬意。船儿过了一个水窝又转入另一个水窝，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远远近近的黛绿色的青山，夹杂着一团团的红叶和红杜鹃，格外的灿烂醒目。
坐了一个来回，我们意犹未尽，虽然没有路，我们还是想爬一爬山。于是，凭着一股无知无畏的勇气，我们拨草穿林，攀岩越岭，想从石门湖硬闯到冠豸山去。不多时，我们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前面是一堵几乎直立的悬崖，回望上来的路，石壁嶙峋，十分凶险，想原路返回，绝不可能。我们忽然感到危险的逼近，不由得身上发冷。三个人休息了片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横着向前摸索。小心翼翼的走了几十米，透过树叶，我们看见不远处的灌木丛中，有一条隐隐约约的小路向外延展。要是能接上小路，就能顺着小路走出去。
脚底下有个水潭，不大，潭边是细细地沙子，白净净的。几棵松树直挺挺的长上来，青翠葱茏，超过我们的头顶，离我们最近的只有一米多。谢仁秋揪了一根藤蔓，试了试，还没等我说小心，就见他身子往外一斜，腿儿一蹬，敏捷的抱住松树，很快就溜到树底。华丕长依样画葫芦，也顺利的到达。他们两个一下去，我一下觉得无依无靠，那松树好像也离我远了不少，我战战兢兢地一手纠着青藤，一手往松树探，身体很快失去平衡，只得弃了藤条往树上扑，也许是手脚配合不够协调，也许是用力过猛，承载过他们两个重量的松树尾巴，居然叭的一声断裂了，我被松枝挂了好几下，掉到只有一些水的沙面上，他们两个不但不同情，还贼贼的嬉笑起来，幸运的是，除了裤子弄湿，手臂上划了几道轻微的小口子，毫发无损。
这个半天，我们玩得无比开心，好像高考早已离我们远去，考上与考不上都跟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五）发榜前后
考完回家，我就跟着母亲，投入田间地头的生产劳动。生产队里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分工，老队员一般是割禾，最身强力壮的后生轮流踩打谷机，妇女和我这样的新劳力，就是抱送稻子。实际上这是工分最少又最苦逼的事。割禾的，可以直直腰，讲一通笑话，或是卷一支喇叭筒，慢慢的吸着消磨时间。踩打谷机的，可大大方方停下来休息一阵。抱送稻子的妇女，也还可以走到远远的山脚下，避开众人小解。我这个新劳力只能不停的来来回回，把割成堆的稻谷抱到打谷机旁，保障供应，老农们还常常吆喝着你，掐断你偷懒的念头。
只几天功夫，我整个人被晒得乌黑，右手手腕处，被禾叶割扯的地方红肿发脓，疼痛难忍。有一天，我见一拨人去插秧，也主动并入他们的行列。插秧有一个大活叫破直，就是在田间直直的插出一列，把大丘的分割成小丘，有经验的老农，可以插得像绳索拉直一般。
我插过几回秧，虽没有破过直，但还是信心满满的试一试，我想，平行线什么的道理，我总不至于比他们差吧。我在一处田埂下田，横着插了八丛，再依次一排排往下插，开始，我眯着眼睛瞄一瞄，还觉得挺直的，秧列一长，就歪了，又不好拔了重来，只好修正，往右歪了就往左修，往左歪了就往右修，还没到田中央便参差不齐，不成样子。
生产队长是个壮汉，说话瓮声瓮气，咄咄逼人，经常可以听到他的责骂声，队员们都怵他，也服他。他提着一把秧苗过来，直呼我的名字，作田三天半，不知洗洗脚筒弯，你考上大学当先生，这样插还差不多，不然，好好学个三年两年的，破直破直，你以为一破就直吗？
我羞愧难当，刚下地干活那会，收工洗脚，确实膝盖内侧的脚筒弯还有大块的泥巴没洗干净，这秧又插得狗啃一般，我真不理解，课堂上学的平行线，到了田头怎么就不管用呢，这时，我才真真切切的有考上的强烈愿望。
那天下午正要收工，堂兄骑着单车到田边，扯着嗓子告诉我考上大学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相信堂兄，他初中都还没毕业，我考上没考上，他怎么知道。他说，真的，红榜在新街贴出来了。我顾不得洗手洗脚，冲到路边，跳上他的单车就走。一路狂奔，到了新街供销社门前，那里已围了一大圈人，我和堂兄钻进人群，抬头看红榜，确确实实是高考上线学生名单，大中专合起来有二十多号人。堂兄指着红榜说，第三排第一个。我定睛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名字，身上像被电击一样，抖了一下，有种似梦非梦的感觉。过了好一会，我才定下神来，好好的看了那一串名字，尖子中，有一多半上榜。围观的群众对上面的名字逐一深挖，互通信息，某某是哪个大队的谁谁的孩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所有考上的都是吃谷子（农业户）的，孩子们好像为他们争了气，他们个个脸上都洋溢着自豪与幸福。
接下来是查分数、报志愿。总分在200分以上的都有列出来。我考了300多分，文科应届第一，比我高的是徐金华。报志愿的手册才两本，上线的同学你争我夺的翻看。我分数不高，不知道能报什么学校，不过，我很小就有当兵和做法官的情结，因此，我的第一志愿是华东政法大学。我的地理分数83.5，算是高分，但师大地理系却属理科，文科类没有多少可报的学校，于是，我填上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和龙岩师专中文系，就这么简简单单，几分钟搞定。后来才知道，文科330分以上可上厦门大学，310分以上可上师大。理科310分以上可上福州大学，300分以上可上师大，师专最后的分数线是理科268，文科273,。徐金华超过厦大分数，不知怎么却被福师大录取去了。
再接下来是体检。我们大多是第一次到县医院，到了集合地点，都规规矩矩的跟着县教育科的老师走，从这个科室转到那个科室，每读到一个名字就进去。念到罗梓和时，老师念成了罗辛和，连叫了三遍，罗梓和才反应过来。我们吃吃的笑，不敢大声，怕老师觉察到什么。
视力检测室极为简陋，一面墙上挂着一张长条形检测表，靠墙右前方是一张五成新的藤椅和一张简易办公桌，左前方放着一张方凳。藤椅上坐着一个穿白大褂，微胖的中年妇女，手里握着一截手指粗，约1米长的木棍，有点凶神恶煞。她嘴角向方凳一努，坐下。我乖乖坐下，对面是一面长条形镜子。妇女语气短促，模糊不清的说，向左向右，我不解，她又说了一遍，我还是不解，侧身看着她，她挥着木棍，不耐烦的说，看我干什么，看镜子。我认真的看着镜子，才发现镜子深处映着视力检测图，妇女手中的棍子尾巴正在上面游走。是左是右，用手比方向，笨蛋，她大声的呵斥，我似乎懂了检测表上那些仰天俯地颠颠倒倒，大小不一的M是做什么用的了，心中很是不爽，忧忧疑疑的举起手，按M肚皮的朝向比画，连最小的一排都看得清清楚楚，最后，妇女在体检表上填了个1.5，我心里乐了，把她的恶劣态度和自己的不快冲得一干二净。
这次体检终生难忘，是我送别开裆裤后第一次当着众人的面赤身裸体，第一次让一个陌生的男人摸了下体，第一次被人扒了肛门，第一次有人用塑料锤敲我的膝盖，敲得我的小腿弹起来，差点踢掉那人的眼镜，第一次被人呵斥，骂笨蛋，第一次在透视屏幕上看到其他同学的心跳。除了有一个医生看了我手腕上还没有退去的脓肿，写了个“急性皮肤炎”外，一切正常。
（六）踏入大学校门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是极端难熬的。其他同学的通知书都陆陆续续的到了，唯有我的杳无消息。兴奋早已过去，剩下的只有忐忑。
一天，碰着一个老师，他把本来就暴突的眼睛睁得圆溜溜的盯着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心里咯噔一下，问题？有问题吗？他说，你成绩上去了，成份又是贫农，父亲还是大队书记，政审没问题，一定是体检不过关。我说，体检都好，就是手腕被禾叶割，化脓了，医生写了个“急性皮肤炎”。这就对了，急性皮肤炎会传染，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那个老师好像很坚定。
回家一说，父母都紧张起来，可那是禾叶割的，不再下地就会好
的。自己这么解释行得通，怎么补救却毫无办法，只有干着急。
眼看八月就要过去，收到通知书的，户口手续都办好了。正当我焦虑无比的时候，78届扩招到龙岩师专外语系的表姐托人口信，她在师专新生名单上看到了我的名字。这下，一家人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没两日，录取通知书收到，往粮站交了半年的口粮，户口迁移很快办妥，我终于从吃谷子变成吃米了。
父亲为我定制了一个80*50*40厘米的大木箱子，棉被、书本、衣服和日用商品全部往箱子里塞，竟然还没有把箱子塞满。买了一翻1.2米的草席，和箱子捆在一起。报到那天，我搭乘表姐夫沈在平开的两吨半卡车到连城，站在车斗里，一路开心，偶尔还吹上几声口哨。相约一块到龙岩的江维才同学已经在车站等候，他帮助我把箱子抬到行李托运处办理托运。
班车一路颠簸，整整过了半天，才到龙岩。我们各叫了一辆三轮车。踩三轮的师傅慢慢的蹬，我们悠悠的看。第一次到了比连城大的城市，看到更宽的马路更多的人和更高的楼房。我们的三轮车相距不过10米，当我远远看到一栋高楼，默默数着它的层数，将要到楼前时，回头一看，江维才的三轮车早已不见了踪影。问了师傅，才知道他读的农校往南走，我读的师专往北走。就这样，我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境地。
在一处很长的台阶前，师傅把我的箱子卸了下来，他说，就在那上头。看看台阶，不算陡，但足有百级，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抬不动箱子的。等了一会，有个长了一抹小胡子的年轻人走了过来，要上台阶，我连忙央求道，老师，能帮我把箱子抬上去吗？箱子两边装了金属耳，他热情的向前，一只手抓住一边的耳，他问我哪里的，我回答连城的。他说，他也来报到的学生，我吃惊不小，他少说也有三十岁了吧，而我才十七岁，我们相隔一代那。
报了名才知道同学中三十多岁的有好几个，他们都工作了好几年，有的当过生产队长，他们也抽烟，还发烟给老师抽，跟老师说话就像老朋友似的，让我好生羡慕。
龙岩特别的热。我们住大宿舍，一个宿舍16个人，两人合用一张办公桌，床位自己挑。我住下铺，草席和蚊帐都太大，上铺的同学分了几个图钉给我，我把蚊帐顶钉在上铺同学的床板上，松松垮垮的，草席只能折掉一些。同学们都互相打了招呼，看得出他们中有不少是老相熟，有说有笑的。在他们的说笑声中，我却特别的孤独。
晚饭八个人一桌，一盆饭中间抠了一块，刚好八块，每桌一大瓷盆菜，表面是红烧猪肉，小伙子们看到肉，自然是用抢的，没两分钟就一扫而光，我却没有一点胃口，装在饭盒里的一块饭，只吃了三分之一就吃不下了。
吃过晚饭，本连城的一位同学邀我到外面走走。下了长长的台阶，才知道面前就是龙岩唯一的公园——中山公园。公园里有假山、亭台、宝塔，还有一棵树冠很大，很古老的榕树。公园里小径幽幽，浓郁的夜来香熏得我有点头晕。花灯初上，站在公园顶部的四角亭往下看，晕黄的路灯星星点点，与天上的星星连接在一块，远处矮山的轮廓消融在夜色里。
回到宿舍，冲了个澡，我就上床，早上父母兄弟们陪我吃饭、送我出门的情景往我脑袋挤来，眼泪禁不住奔涌而出。这个晚上根本就没睡，挑柴、拾粪、插秧、做瓦片、浇甘蔗，父母、兄弟、亲戚、同学，一幕幕，一组组在脑中放映，泪水打湿了枕巾。
十天半月，就适应了那儿的生活。
一天早上，传来消息，隔壁宿舍的一位同学昨天夜里从上铺滚落，脑袋磕着办公桌角，伤势不轻，正住院。午饭后，我们成群结队到医院看望。同学头缠绷带，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好惨。祸不单行的是，一个更坏的消息在悄悄的传开。那时考试的分数都是手工抄写，该同学的数学5.5分被误计为55，按照规定，必须退回原籍，可目前的情况，再把他退回农村，恐怕他受不了打击。
他的遭遇得到了同情，折中的方案出来了，该同学退回公社，保留居民户口，安排民办教师工作。该同学住完院就再没有回学校。后来听说，他干了几年民办，招干到了乡政府，函授得了本科文凭，当上了某市的组织部长，可谓因祸得福。
很快，三个月过去了，据说这是每个学生的复查考察期，除了那位，所有同学都过关。
那时起，我才真正成为当年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