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论语》·连载313

张说《论语》·连载313

15.6，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注释——蛮：南蛮，泛指南方边疆少数民族。貊（mò）：北狄，泛指北方少数民族。舆（yú）：车。书：写。诸：“之于”的合音。绅：束腰的带子。）

（白话）子张问如何使自己能够到处行得通。孔子说：“说话忠诚有信用，行为忠厚恭敬，纵然是到了边荒地区也行得通。说话不忠不信，行为不厚道，不恭敬，就是在本州里能行得通吗？站着时，就好像看见面前写着忠信笃敬几个字；在车上时，就好像看见这些字靠在车前的横木上。这样才能使自己处处行得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自己的衣带上。

（张说）这是谈儒家修身养性的功夫。为什么要修身养性？是为了培养好的作风，作风好，就受人欢迎，就会造就良好的人际关系，有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办事就会相对顺畅。关系学在中国特别受重视，大概与儒家的教诲有关。但庸俗的关系学注重用好处来拉关系，而儒家的关系学则着眼于以自己行为的忠信笃敬，来引起他人打心眼里对你敬服，这才是搞好关系的根本，即便你到了文化习俗不同的地方，忠信笃敬的行为也会有强大的亲和力。红军长征时，路过仇视汉人的少数民族地区，就是通过行为的忠信笃敬，赢得本地人民的信任和亲善，才避免了石达开的命运。

但人是不会自动具有好的作风的，好作风必须经过长期的自我锤炼。如何锤炼呢？就像文革时学习“毛著”那样，要年年读，月月读，天天读，时时读才行。要把忠、信、笃、敬，化为人的行为的本能反应，的确是一个长期学习、时刻提醒的漫长过程，就像“曲不离口，拳不离手”那样。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可见儒家在德行方面的自我锤炼是十分严格的。如此严格的训练现在只出现在技艺的学习上，如杂技、唱戏、竞技体育之类，普遍忽视了品行的自我锤炼。这也是“科技在进步，文明在退步”的一个证据吧。(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5.7，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注释——史鱼：卫国大夫，名䲡（qiū），字子鱼。他多次向卫灵公推荐贤臣蘧伯玉没成功。史鱼临终嘱咐儿子不要在正堂办丧事，用这样的办法再向卫灵公推荐蘧伯玉，贬斥奸臣。卫灵公采纳建议后才从在北堂完成丧礼。这种行为，古人称为“尸谏”。）

（白话）孔子说：“正直啊，史鱼其人！国家政治清明时，他的言行像箭一样直来直去；国家政治黑暗时，也是像箭一样刚直不屈。而蘧伯玉真是个君子啊！国家政治清明时，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时，不同流合污，而是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

（张说）本节涉及孔子的两个评人标准。他先说史鱼的正直，说他政治清明的时候，有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毫不讳言；在政治黑暗的时候，也是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言外之意是：邦有道（就是君主比较英明）的时候，你提意见基本不会给你带来风险的。但是如果“邦无道”（君主昏庸），你提意见的后果就难说了，很可能就此送掉。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举不胜举。孔子很敬佩史鱼的不怕死，称赞他是铁骨铮铮的志士仁人。

表面上看，孔子对蘧伯玉的评价似乎略带讥讽，其实是指出志士与君子的不同，两者都是孔子认可的。孔子说，邦有道，老蘧就出来做官了；邦无道，为了不用自己的本事为坏人服务，就躲起来独善其身。在孔子认为，史鱼是仁人志士，是勇于舍身成仁的斗士，像谭嗣同那样。这是民族极其需要的人，但这类人很少。而老蘧则是通常的君子，不是斗士，政治黑暗时躲起来明哲保身，这也是对的，因为人才不能全去冲锋陷阵，一死了之。老蘧就像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就逃到日本去了。明哲保身的君子也是民族的需要，因为待到政治清明时就可以出来任事了。邓小平就是这类君子，而张志新则是史鱼一类的志士。

这就是孔子的两种民族精英观。一种是少数不顾性命、伸张正义的志士，另一种是多数能知进退的君子，都是不可缺少的民族栋梁。谭嗣同的诗写得好：“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逃亡日本，以图东山再起。谭嗣同说：如果中国改革需要流血，那么流血的事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我们一去一留，都是为了改革，我们都是支撑国家命运的两座巍巍昆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