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钩沉之六】漫话广安历史上的虎患
近读清代欧阳直所著《蜀警录》（又名《欧阳氏遗书》《蜀乱》）一文，深感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历史文献。
欧阳直，原名欧阳睿年，字公卫，号淇（溪）竹，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出生于今广安区恒升镇梓潼村三组一个略有薄田的耕读之家。欧阳直4岁丧母，7岁丧父，10岁时三个哥哥均去世，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因家中无人支撑门户，其嫂回宕渠县（今渠县）娘家守节，将他带去抚养。欧阳直酷爱读书，孜孜不倦。其嫂之兄为其好学感动，给他资助笔墨费用。14岁那年，欧阳直参加州试，被选为头名冠军而入州学。17岁娶亲成家后，将嫂嫂接回广安老家，奉养如母。
明末天下大乱。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张献忠率部攻占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欧阳直目睹了当年战乱中各种惨绝人寰的杀戮，他本人也多次险于丧命。康熙三十七年（1698），欧阳直决定著书立学，将自己亲历和目睹的四川战乱之事写入《蜀警录》。那句广为流传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名言，就出自该文。
在《蜀警录》中，欧阳直对当年动荡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刻地揭露，让我们看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民不聊生的悲惨状况。同时，作者还就他逃难途中在川南一带见到的的虎患做了很具体的记述，让我们今天还能了解到当年四川虎患的猖獗。现将相关部分摘录于后：
“蜀中升平时，从无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内江奔腾，余途次草中，月下见四虎过于前。又于叙南舟中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一虎浑身纯白，头面长毛，颈上披须，长径尺。大抵蜀人死于賊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虎之口，而蜀人几无噍类矣。”
在我看来，欧阳直虽然写的是川南虎患，但也让我想到了当时川东北一带的虎情。(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笔者曾写过一篇《桂兴王氏家族——“湖广填四川”的人文化石》，讲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一支楚北道王氏家族在王仁杰、王仁信的率领下，历经千山万水来到四川，辗转落脚在桂兴，卜兆白龙洞，族居白龙洞上湾一带，开垦创业的故事。
在桂兴《王氏族谱》中对白龙洞一带的风光有这样的描述：“州沿东百里许，大山有白龙洞焉，其间居民惟王氏家盛。山形环抱，竹木丛茂。当春夏之交，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山地而有河畔之声。四方来者但见一峰未平一峰又起，觉无路可入。而临其地，则四面开阔，村居稠密，鸡犬桑麻，相与往来，有桃源景，有隐士风。”
不过，这里所描写的是王氏家族兴旺起来以后的王家湾。并非屏山王氏祖先刚来此地时的景象。王氏家族刚来这里时，此地环境相当荒凉，人烟稀少，山风呼啸，林木遮天蔽日。山深林密，自然野生动物就多，尤其令人害怕的是随处可见到一些大型猛兽。那时的王家湾一带，山中野兽居然都不怕人，据王氏族谱记载，虎狼成群结队地在山林里大摇大摆地窜来窜去，仿佛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为防虎豹伤人，刚刚落下脚来的王氏祖先只好在山中的大树上结庐搭棚，借以栖身。白天下树劳作，夜晚上树休息。经过几十年的艰难开垦，苦心经营，一个原始荒凉的王家湾终于在王家几代人的劳作中变成了一个世外桃源。
《王氏族谱》中所记载的这段史实，曾引起了我对当年广安境内的虎情的关注。查阅相关资料，在当时的广安，除了前面的《王氏族谱》中对老虎横行有描述外，其它史料里也有记载。
民国《广安州新志》卷三十五《祥异志》中说：“明崇祯十六年，虎近城。” 又载：“明天启七年，乡里虎食人。”
到了清代，对于虎患的记载就更多了。民国《广安州新志》卷三十五《祥异志》）中有：“清顺治四年，虎入城。”“七年，虎食人。” “康熙八年，荆榛满地，虎踪遍野”。
无疑，这些记录反映出当年广安境内老虎确实很多，存在较为严重的虎患。
翻阅《邻水柑子李氏懋熙堂族谱》，内中也有这样的文字：
“元末明初，四川战乱频繁，人口大减，至明末清初，四川经历四十余年战乱洗劫和瘟疫流行，人口锐减，邻水几乎是十里无人，百里无烟。清顺治十八年，李石亨任邻水知县，于次年即康熙元年，在荆棘丛生，郊外常有虎豹出没的县城遗址（今鼎屏镇）上草创房舍，招民居住。”
这段文字是家谱编撰者转自邻水旧县志，它也清楚地表明，当年的邻水也存在严重虎患。县城鼎屏镇一带 “常有虎豹出没”。而在邻水县邱氏家族编撰的《邱氏邻水分谱》中，笔者同样看到这样的记述：
“邻水地当川东要冲，饱受兵燹（xian）之苦，境内十里无人，百里无烟，群虎白日出游。”
这里的“群虎”证明了老虎数量多，“白日出游”，让我们感受到这些兽王横行无忌的威风，证明史书上的记载绝非凭空杜撰，是有依据的，史实是准确的。
或许有人会对民国版《广安州新志》里《祥异志》中的这些记载持怀疑态度，但我持相信态度。从当时四川的生态状况来看，的确虎患严重。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川东北一带的虎患成灾，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喜欢研究历史的人都很熟悉清代赵彪诏的一篇《谈虎》文章。这篇文中写到：“蜀雨后山行，虎迹去来可数……蜀顺（庆）、保(宁)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窝，数百里无人迹，南充县尤甚。”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陈世松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当年的顺庆即今天的南充，与广安接壤，其行政区划与广安就是一家。无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植被等等各方面都没什么大的区别。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广安的虎情与南充的虎情，笔者一直觉得应与南充无异吧？
资料显示，四川境内的老虎种类主要是华南虎。当时四川的地理生态环境，非常适合华南虎的生殖繁衍。广安地处川东北，深丘地貌，境内群山连绵，植被丰厚，森林密布，生态环境很好。在清咸丰年间的《华蓥山志》中就曾说：“（广安境内）兽之属有虎、豹、猴、穿山甲、野猪……” 和其他地方一样，广安的华南虎数量较多，成群出没，活动频繁。
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开发，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对森林的乱砍滥伐后，森林植被的破坏导致生态失衡，许多过去常见的动物才日渐稀少，甚至绝迹。
笔者曾长期住在华蓥山里桂兴镇，对广安境内的华蓥山区作过实地考察。据当地老百姓回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从山上到坝下当时都是林木遮天蔽日。这里所谓“山上”，明确指前锋三墱坎以下的平坝地区，“山上”则是指今天三墱坎以上的包括桂兴在内的山区一带。当年不少健在的老山民说起那时的植被，真是滔滔不绝。当年华蓥山上的林木确实处于一种原始森林状态。那时，桂兴山区里的农民家中很多都有猎枪，用于防身和猎获野兽。1994年版的《广安县志》有一数据：从清末至民国，华蓥山县境段森林面积保持在34万亩左右，占山区面积（自外麓算起）的近85%，民国三十二年（1933年），全县境森林面积为75万亩，森林覆盖率为29.29%。这还仅仅是当时的广安县境内。其他地方呢？同样很好。当年这种自然条件决定了老虎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古志中所谓“荆榛满地，虎踪遍野”应该是真实的写照，不足为奇。前者讲的是生态情况，说明植被丰富，适合老虎生活，后者说明老虎出没频繁，数量较大。所以，当王氏家族来到桂兴山中时，见到的就是那样一种虎豹横行的场景。应当说，王氏族谱的记载佐证了史志上的说法。既然当年的顺庆（今天的南充）、保宁（今天的阆中）老虎的数量这样多，而与之紧密相邻的广安，出现虎患的现像在我看来太正常了，毋庸置疑。
“明天启七年，乡里虎食人”，说明那时农村不但有老虎，而且还常常出来伤人，而后面记载中的 “虎近城”，则表明不但农村，在人口相对稠密的城镇周边也常有老虎出没，而“虎进城”，更说明那时的老虎能够大摇大摆地闯入城镇，甚至如入无人之境了。
这里笔者要特别提到史书中的一则资料，这则资料说，广安姚坪里邓氏家族的回籍祖之一邓绍祖，就是在康熙十年(1671年)从广东返回广安，“未几夭亡”，夭亡的原因据说就是“为虎所食”。（《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陈世松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姚坪里，即今天广安协兴镇，离广安州城不过十来里路。在姚坪的邓家居然有人被老虎所食，足见虎患之厉害。而这又恰恰印证了史书上的“虎近城”、“虎进城”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今天，回顾历史上曾经的虎患，我内心也是复杂的、矛盾的。动物与人类，动物与环境，其实并非一个简单自然关系，更涉及到社会，涉及到政治，涉及到经济。细细想来，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吗？这个“关系网”、“生态链”真还值得细细掂量才行。
2019年8月27日广安西溪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