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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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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
县委政府下巨大决心，从县内多个部门的机关、事业单位抽调工作人员一起参与对城区棚户进行征迁改造。在“通江县诺江镇棚户区改造征迁工作动员、培训会”后，我被抽调参加北环征迁小组，在第一次碰头会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由小组长建立一个微信群，把大家拉入微信群中——各人将微信名改回本名，并加原单位名称为前缀。
曾几何时，朝庭大臣除例会以外，要召集大家开个紧急会议，可能要为每位大臣派出一个传递员专程通知，花费时间少则半天，多则两三天——好在重臣大都住在皇都内城。
如果住得较偏远可能三四天、七八天才能送达通知再以等同的时间，坐马车赶回朝庭。如果是封疆大吏，仅下发个通知就得几十天，一人完不成时，还得由驿站另派人和再派马接力传递通知。如果是从北京送信到海南岛，一个来回大约三四个月——还有什么紧急军情可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搞什么建设，谈什么发展，只能换季再聊罗。那时人们生产水平和生活节奏可见一斑。落后的条件，工作效率只能如此。
老家在山上，能看见对面的人，一嗓子就能叫答应，但要走过去得大半天功夫。上街称盐打油，来去两头不见天。
科技落后时，交通也被纳入通讯内容。
1981年我分配到医院工作时，有线电话尚不普及。要打给另一个乡镇，要经县城的邮电总局转接，几十条线路，常常在转接中因占线被终止，只能另抽时间再打。当时，医院只有公家有一个黑白电视机在会议室里，下班后，大家一有空，便集中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哪个国家搞政变，哪个地区有地震，中央开什么会，领导到哪里视察等等，当天就能得知。这比起看报纸杂志来说，也快捷了无数倍。不到一年，有位职工私人买了一部十七村的彩色电视机，医院的电视机几乎就报废了——没有看，久而久之，就坏掉了。
在1985年左右，有时电话不及写信快，写信毕竟是传统的。我女朋友给她家去一封信，相邻两个乡镇，居然走了一个月多，当然这可能是个意外。如果必须要打个电话，得村民上街带个信给对方，预约一个时间，到时再打电话，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不要着急嘛，那时可能就能打通了，最终也能把事情说清楚。但如果是谈恋爱，可得小心了，接线员不但可以直接接听，还可以随意插话，事后到处传播，弄得你哭笑不得。
1996年我调县局后，电话稍稍普及一点，各科室基本上都有座机。除了当一定层次大官的，百姓家装电话还是很少有的。二弟媳家有个门市，为方便群众打电话，也可赚点钱，她买了一盒七十多元的大蛋糕去邮局找一个熟识的局领导家说好话，并花去2200余元，才安装了一部电话。
我调局里不久，又派我到县委宣传部、报社去学习一年，正好那时开始流行传呼机。我看比较方便工作，便自费700多元买得一个捌在腰间。很神气的哟，回老家时，老乡说我那个叫科机，说是千里之外也能相互说话，乡下不但没有信号，若说是通话，则也是错误的说法，看着他们钦慕的目光，我不便说破，影响别人兴致。传呼机对新闻采访，尤其是提供新闻线索者是很有帮助的。但我很快就发现，传呼机不是方便自己，而是方便别人，它像一根牛鼻索，别人随时随地，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可以牵，而自己急得到处找座机回话，自己掏腰包付话费。因此，不到半年，我就把传呼机半送半卖给一个侄子。
直到1999年，我家庭经济稍稍好点后，买房几次不成，我两口子每年节约的钱，赶不上房价飞涨，反正欠钱。为方便工作，我干脆与局里一个同事到邮局申请，私人安装一部电话，花去1200余元。第一个月，显然还加收了其他不知名的费，因为，不到半月，我的话单提示，需缴170多元的话费。
同年，我私人在北京导通公司邮购一台两手486电脑，比单位的286还好用得多。后来在国家的秦巴项目支持下，局里换了好电脑，也开始使用腾讯下的QQ功能，我那时便申请了两个QQ号，沿用至今，确实为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方便。
妻子娘家住在农村，离乡镇还有六七公里山路，因不方便联系，她父亲就是因电话联系不便，久病卧床，急性发作，因抢救不及时去逝的，妻侄儿也很想安装一部电话。那是2005年左右，正好村上到外地打工的人特别多，大家都想方便与外界联系，村两委便叫个人借给村上3000元钱，村上免费为他家安装一部电话，五年后，借款带息一并还与本人，看来很划算。
话说回去，我在宣传部上派时，没有手机，有种叫座机分机，小巧玲珑，作用也好，大家都喜欢使用。可惜只能在二十余米范围内使用。而在开会时，我才发现，部长的主席台面前，不但有烟有高级打火机，关键是有一部如砖头大小的大哥大，我们一边听会，大家的眼睛几乎始终盯着那个黑疙瘩，如果一来电话，铃声振动全会议室，大家又不约而同、聚精会神地关注那个高科技的东西。那东西要一万多元，没有公费支付，谁也搞不起，只能眼巴巴地欣赏。连嫉妒都挂不上边，因为自己当不上一定级别的官，享受不了那个档次的福，没有攀比的必要。
1998年有一天，我在县卫生局开会，局长在台上正讲得起劲，突然会议室里响起了电话铃声，大家将头和目光转向不同方向寻找声源，有的在看座机，有的在看别人，但也不知是何人，声音那么清脆响亮，那么醒耳提神。但是，没有结果。不久，会议室一名曾在供销社工作过的女职工，从容地从身上掏出一部手机来接听电话，大家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那个事件，简直如炸弹一样，在大家心里产生了巨大的振动。恰恰这时，有位同事是高干家子女，她拿来一个“砖头”大哥大，以500元价格出售，因一时不好买手机，居然有人抢着要买。几个月后，局长，副局长，个别科长，都用上了手机——以一个皮套子挂在腰间，别提多么神气、高贵了。我1999年到卫生部参加秦巴项目会，也便买了一部白色的、翻盖的手机。回老家时，已经到父亲单位的门前走廊上，我故意打电话说我在路上堵车了，还要半小时才能回家。妹妹正在煮饭，接听电话后，对父亲说等一会儿再炒菜，而我正好出现在门口，大家都惊诧半天。到2002年，我到市交警大队去考驾照，手机不慎掉入厕所，之后很快毛病百出，修理时，又遇到一个姓金的二十九天半的年轻匠人，被弄坏了，我正要找他赔，他第二天就把摊子搬迁了，连人毛都找不到了。我报告12315，他们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叫我自己跟他联系，这就算是回复，而最终我没有打过那个索赔电话。
随着科技发展，手机的种类、牌子、款型越来越多，我家也便一人一个，坏一个换一个，至少也搁置了七八个旧手机了。儿子大学毕业时已换过两个，回家路上被小偷偷去一个，又换苹果四。现在我们四人用华为，小儿读高中，有两部手机，怕耽误学习，平时只准用老人机，当然他的成绩比较好，在假期他只要完成了作业，我们是任其玩耍的。
现在，我们坐在家里写小说散文，投稿不用一分钱就能邮寄几十个编辑部，准确无误。还就能完成单位下达的一些任务，如总结、汇报、调研文章，真是又方便又快捷。QQ上、邮箱里说事清楚明白。网络的健康发展，找资料也方便，找模型也方便，除违禁危险物品，可邮购任何想要的东西，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通讯是人类科技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一个窗口，也大大推进了我们的工作进程。现在活一年比过去活几十年所见所闻多，现在干一年的事，比过去几十年干的多。写稿子，一道成形，适当修改，一气呵成。记得我曾写过一篇《人间道德度苍生》不到5000字的报告文学，十余次修改十余次抄写，居然花去近一个月工夫，而8000多字的报告文学《飞越秦川》，因是电脑写作，不到半天便完成初稿。
我们这一代人是无限幸福的，既赶上了一个伟大辉煌的时代，又赶上了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加，把世界缩小了，把城市与农村的距离缩小了，把工作成本缩小了，也把人们之间的距离缩小了。中国散文学会群、四川作协群、国学经典交流群、楹联群、虢氏家族群、青春岁月群、饥饿年代群等等，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群邀我加入，如果不对口味，我是随进随出。最怪的是一个群叫“六只眼睛一只脚”，原来是越南自卫反击战中，一个团里有四个一级战斗英雄，凑巧一块儿照了一张相，只剩下六只眼睛和一只脚。听说还有一人，四肢都被高位截去了，可见其战斗之惨烈，英雄之无畏。
孙儿随儿、媳住在成都华阳，他天天要与我视频聊天，半年不到堆，亦如天天见面。现在的人们一天不看手机，半天不看微信，似乎与社会失联了，孤独，寂寞，烦燥，惆怅。
我们的小组长，正好发来消息：“明天下午四时，在城北环线征迁办会议室召开征迁棚户代表见面会。”只在微信群里发个通知，连一个电话都不用打，就全部搞定了。“嘟”、“嘟”、“嘟”，大家齐刷刷即时回复：“好的”、“遵命”、“收到”、“嗯啦”、“哦呢”。
微信，发文件，传照片，语音通话，文字留言，视频聊天，分秒对接，一目了然，一言九鼎，永久保存，可能是人类将来在很长时间内的必然依赖。
（北环征迁办2018-8-15-11：50）
郭 伟，中国散文学会会员（2016320），四川省作协会员（Y00009），巴中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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