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论语》·连载355

张说《论语》·连载355

19.6，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注释——笃志：坚定志向。切问：问与切身有关的问题。）

（白话）子夏说：“学习广博的知识而坚守志向，到近处去发问思考，仁就在其中了。”

（张说）博学：广泛地学，不要有所学，有所不学。笃志：有主见，不随风逐流。学习的内容广泛，如果没有主见，容易被所学的东西牵着鼻子走：学康德，成了先验主义；学萨特，又信仰存在主义，学马克思，不知不觉就入了党。这叫做无主见。没有主见，博学反而坏事；有主见，博学就会使主见渐趋完善。

问和思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关注。切和近也是一个意思，指与你切身相关的问题。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关注与你密切相关的事情，不要胡思乱想，不切实际地替古人、洋人担忧。(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子夏的这两句话是正确的。知识之所以越多越好，是因为你能“一以贯之”，即用所有的知识为你的主见服务，有了主见，这些知识才会有序，不会杂乱无章。反之，你没有主见，学什么信什么，就像叔本华说的，你的脑子成了人家的跑马场，看了许多书，就被各种黑马、白马、杂毛马践踏得一塌糊涂。所以，无论你学多少东西，必须形成你自己的看法。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别学习，去打电玩吧。

其次，你关注的问题，应该是与你有关的问题，这样才会对你有用。如果你是一辈子住在上海的本地人，老是去想美国的飓风、地铁、枪击案、民主自由、大选等问题，却不关心上海的空气质量、道路拥堵、食品价格，说明你脑子病了，因为你的关注对你的实际生活不会有一丁点的帮助。

19.7，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注释——肆（sì）：古代制造物品的场所，手工业作坊。陈列商品的店铺也叫肆。）

（白话）子夏说：“各行各业的工匠们要在作坊里工作，才能做成他们的器物，君子要努力学习来认识和实现道。”

（张说）子夏在这里说的话，跟上节一样，把君子的学习与非君子的具体技艺学习隔离了开来。他说，百工在作坊里专心干活，才能把自己想要完成的器具制作好，因此，君子必须专心学习，才能理解和实现“大道”。这个比喻表面上看没毛病，其实漏洞百出。因为两者没有可比性。比如，木匠要打造一张桌子，就得具备三个条件：材料、工具和技艺。他凭借自己的技艺，借助工具作用于材料，才能做成桌子。百工进作坊，有了技艺，而且心里有明确的目标。但君子在学习之前，对他来说“道”是未知的，模糊的。百工的各种准备明确指向自己的目标，不会有偏差。木匠不可能误用水泥去制作桌子，而君子学什么才能“致其道”呢？不清楚。那时还没有《论语》和《道德经》等讨论大道的资料，君子学的基本上只有六艺，而六艺是贵族教育的教材，目的是培养行为和能力合格的贵族。如果说“致其道”的“道”就是指成为合格的贵族，那么子夏这句话是对的，但却是一句废话；如果说“道”是指事物运行的规律性知识，这句话就错得离谱。

我们知道，“道”是从诸多现象中抽象出来的规律性知识。在那个时代，人们能学的的现象，只有自然现象和人际关系现象，《论语》和《道德经》从这两个源泉总结出的大道是循环规律（如物极必反，福兮祸所依等）和让利规律（仁德）。前者来自四季运行，后则来自人类的利己性。这就是当时的“道”，是人类长期观察自然和社会的经验总结，跟学习六艺毫不相干。子夏把君子的贵族式学习说成是悟大道的必由之路，是对后世的严重误导。

到了宋明理学的阶段，“君子学以致其道”思想就发展成机械的“格物致知”（拼命研究对象以获得真知）。十五岁的王阳明想成为圣人，就叫上一个同伴一起“格物致知”。他们在王家后院的竹林前坐了7天，整天盯着竹子“格”，“格”得反胃作呕，结果大病一场，却没有“致知”。王阳明从此抛弃儒家那套寻求真知的方式，回归孔子“学而时习之”（习，是实践的意思）的教导，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的学习观，才彻底摆脱了孔子第一代弟子所提出的纯粹思辨性的、无法获得真知的学习方式。在王阳明之后，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获得大成就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曾国藩，另一个是毛zed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