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年画中的家国情怀
2024年龙年春节将至，曾几何时，为了营造隆重热烈的中国年味，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会贴上春联、年画，为的就是祈求在新的一年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因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受其影响过年贴年画成为一种习俗随之而盛行开来。
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明清。中国早期的年画都以趋凶避邪、祈福迎祥这两个主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等年节风俗习俗化的过程中，特别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逐渐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一种中国民间特殊的象征性装饰艺术。
形象鲜明的“福禄寿全”、喜庆祥和的“观音送子”、色彩明快的“年年有余”、祈盼丰收的“五谷丰登”、来年好运的“六畜兴旺”等，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年画，总能将人带入祥瑞喜庆的氛围中。
想当年，为了满足人们对浓墨重彩年画的强烈愿望和需求，全国各地涌现了一大批年画家，其优秀的年画作品被印刷出版，大批量投放城乡市场，民众过年购置年画、贴年画、赏年画蔚然成风，红红火火。
每当此时，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在农村外婆家过年时贴春联、年画的有趣经历。赣西某农村外婆家，除夕这天，外婆一早会熬好一锅面糊，吃过早饭后，舅舅捧着一大摞春联、年画，童年调皮的我会提着一小桶面糊，屁颠屁颠、欢天喜地跟着舅舅屋里屋外张贴春联和年画。各式各样的年画，按内容不同张贴在不同的位置上。门户上贴上门神相，在大门贴上武门神，进入院子后，在外屋门上贴文门神，进门过后，在屋子门上，贴上一对迎接门童和对开的年画。
上世纪80年代初，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再次来到外婆家，还是与舅舅合作贴春联和年画，所不同的事，年画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内容上大多反映当代人生活的习俗和愿景，如《北京的声音》、《春之歌》、《希望在田野上》、《祖国啊，母亲》等。年画技巧上运用当时时髦的上海月份牌技法绘制, 使年画人物更细腻、真实，更具美感和装饰性，因此深受大众的欢迎和喜爱。(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已是中学美术老师的我，如饥似渴地凝视着这一幅幅绘制精美年画作品，爱不释手、赞叹不已。尤其是《祖国啊，母亲》，画面传神地刻画了一位华侨女青年身着时髦夏装，胸前挎着单反相机，肩背旅行包，站在金水桥上，手扶着汉白玉雕花石柱，心中充满喜悦、微笑着面向大众的特写镜头。背景为天安门华表、人民大会堂、身边飞过几只和平鸽，整个画面营造出一种祥和喜庆的氛围。此画无论在题材、立意、构图，还是在人物塑造、色彩效果和艺术处理方面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力。让我惊叹的是，这些年画的作者全部来自于江西省人民出版社美编、画家以及省地市名家之手，而且有的还在全国年画展览中获了奖。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校当了一名美术老师，校址正好是最早的江西省人民出版社所在地，上面提到的那些年画作者，大多曾经在我上课的教室工作、培训、进行过年画绘制创作。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感慨，看来我与各位画家缘分不浅，可不是吗，2003年我有幸被抽调到江西省美术出版社，参与中学美术教材、教参的编写工作，与刘熹奇、邱玮、徐福根老师等大画家编辑朝夕相处了近三个月。在此期间，我们见识了他们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言行举止、和蔼可亲、乐观积极、勤学严谨的学者风范，给我和教材编写人员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任务完成离开之前，出版社给每一位参与教材、教参编写人员赠送了一本精美的《江西年画》大型画册。翻开画册，细心品读，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江西省在年画创作和人才培养方面曾有过突出的贡献和辉煌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1949 年 11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的第一个文件，也引发了关于艺术领域的第一个运动事件——“新年画运动”。这份指导性文件激发了全国广大画家投身于新年画创作的热情，江西也有大批美术工作者热烈响应。目的在于希望在人民群众的传统审美习惯基础上，增添新思想、新内容、新气象。
著名画家施绍辰 1964 年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分配至江西工作。他创作的《井冈山上话当年》，凭着扎实的造型与画面处理能力，在当时一炮打响，成为很多绘画学习者的老师与偶像。可以说，施绍辰对当时以及后来江西的年画作者有着重要影响。
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是 1973 年于“年画学习班”期间创作的作品，描绘了两位小朋友正在“北京牌”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场景，他们身后的墙上张贴着天安门宣传画，反映了当时青少年对于首都北京的向往。同时期创作的作品 还有：刘熹奇的《闪闪红星传万代》，灵感来源于1974 年上映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画中身着军装的少先队员正是影片主角“潘冬子”的写照。刘称奇的作品《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入1975年的新年挂历出版发行。江西年画首次亮相便崭露头角，这不仅让所有人对江西年画刮目相看，更激发了江西年画爱好者的学习热情，很多画家也都投向这一阵地，以创作年画为荣。他们创作的年画无疑推动了年画内容和形式的拓展和变革，契合了时代发展需求，充满了社会正能量。
为了增加年画的艺术感染力，通过调研确定，学习上海“月份牌”年画风格。月份牌年画以其造型淳朴、色彩热烈、富有强烈的喜庆气氛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具有独特美感，如今，月份牌成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人民出版社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举办了多期年画创作学习班。报名人员爆满，共有100多人前来参加。
在年画题材上，江西年画有意识地选择了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题材，这也正是江西年画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涌现出越来越多以“井冈山”为主题的作品。蔡超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刘称奇《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都是表现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开辟根据地，探索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时的情景； 陈慧荪的《井冈红旗》描绘了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妇女会的革命女青年在绣制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章仁缘的《红军路上》则表现了女青年们来到井冈山黄洋界进行打靶训练，接受革命再教育的情景。这些反映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主题作品，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江西年画作品有十几件入选 1974 年、1975 年的全国美展，一时引起全国年画界对江西年画的关注，也受到广泛好评。 从 70 年代开始，江西年画不仅在江西大量出版发行，而且被北京、上海、天津和浙江、湖北等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其他省级出版社出版发行。1973 年，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发行了百万份，1978 年、1979 年出版年画 250 种之多。从 1980 年至1992 年，江西出版年画 50 余种，共 500 多件作品，最高发行量每年达六七百万份，可谓是购销两旺、捷报频传 。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则是江西年画的创作巅峰期。年画创作队伍不断扩大，1980年还成立了江西年画研究会。1984 年，研究会邀请了中央美院教授、著名年画理论家薄松年来南昌讲学，主要讲授中国年画史，并且放映了历年中国年画精品幻灯片。此次讲学对于江西年画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题材与主题的选择上，给予了江西年画作者们很大的启发。80 年代开始，江西年画的主题选择更加自由丰富，充满了改革开放的新气象。
就在薄松年来赣讲学后不久，在 1984 年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会上，刘熹奇创作的《祖国啊，母亲》荣获一等奖，另外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还获二等奖。一人在同一展览上获一、二等奖，在当时成为一时美谈。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重要的年画评选。值得一提的是，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年画，又在同年举办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得银奖。原作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并载入《中国年画史》《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此外，在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中，林美岚的《鸟语花香》、徐福根的《雷锋和红领巾》、陈宏仁的《又是一百分》都荣获二等奖。在全国重要展览上收获这些成果，无疑是对江西年画几十年发展的充分肯定。2001 年第六届全国年画展上，刘称奇的《新时代》获金奖，刘熹奇的《迈向新世纪》《祖国万岁》（二刘为哥弟俩）、冯杰、 张冬生的《春天的故事》皆获铜奖。
1988 年 ，刘熹奇老师发明了“透明水色”技法，使用的是绘制幻灯片用的水色颜料，以植物色为主，所以鲜亮透明，而且关键在于并不用碳粉打稿，直接以水色作画，这样就不会使得颜色变脏。“透明水色”技法使得刘熹奇的年画作品不仅可以细腻深入，也显得格外明亮清新，透润自然，这是他能在全国年画展览上频频获奖的诀窍之一，也代表着江西年画不仅在题材选择上有了特色与优势，在技法上也有了创新突破。
年画历史源远流长，通俗普及，家喻户晓，曾经有兴盛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风靡几个世纪的古老艺术逐渐走向衰败，甚至有人认为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最终将走向消亡。但是我认为: 年画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相传至今，影响甚广。作为我国独有的艺术门类，汇集了许多优秀的民族绘画形式，因此，它不会也不该走向衰亡。年画在近代所表现出的衰退现象，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低潮，随着人们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和回归，更因为有一大批情感真挚、矢志不渝、初心不改的画家执着地探索创新，一定会创作出以符合当代人审美标准的年画精品，逐渐形成新的年画审美情趣，使现代年画艺术重新焕发活力。
2024年1月2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