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讲点“认真”

应该讲点“认真”（旧稿新发）

1997年6月3日

时下，不论做什么事，总能听到一些奇谈怪论。有些话无关大体，说说无妨，有些则大有文章，分析起来不是什么好现象，并非夸张，若任其下去，于党于国都是不利，实为祸国殃民。

在日常工作中，所见一些人办事时无理刁难主办人员，轻则讽刺挖苦，重则奔走告状，以图打击报复。这些人一旦事不遂其愿或不高兴时，便什么话都给你来了，弄得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的人员左右为难，不堪忍受！现就此等事例列举一二：

“都啥年代了，你还那么认真干啥呢？”；

“哎，你真较劲！这么死认理能有啥好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你认真得了些啥？最终还不是落得自己吃亏，你不看人家那些胡弄的，个个都混得多好？”。

如此等等……

不言而喻，此类意思，即活人做事要马虎敷衍或糊涂一点，不能太认真、认理或干脆不要认真，如太认真，死认理，就没有好日子过，就没有出路。颇有劝戒之意。坦率地讲，笔者也遇到过此类话，可总是转不过弯。不知为何？总以为自己办事做人，坚持一下原则，讲一点分寸，理直气壮，而且清清白白，堂堂正正，悠然自得，何必那么低三下四，阳奉阴违，或四处讨好，奴颜婢膝呢？这种嘴脸做人难看不说，是很吃力的。

笔者大概由于受了多年的“孔门”教诲，又加之出身寒微，因此对于变化不定的世态，对于金钱的诱惑，一直淡然置之，骨子里早就鎔铸了一种凡事讲认真，“死认理”的成份。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时的谈话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此言极是。笔者想，如果当初不是认真、认理，就不会有坚定的信念；就不会有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牺牲精神；就不会有革命的成功和人民的江山；也不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无数革命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为着民族的解放，不苟且，不偷生，不惜为国捐躯，慷慨赴义；在祖国和平建设时期，更是万众一心，以历史上少有的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讲认真，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出现赵一曼、杨靖宇、方志敏、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和英雄模范人物以及一大批英雄的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和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国际地位、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国内有目共睹。问题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普遍讲效益、重金钱物质的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有所松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要解决两手都要硬的问题。对此，还要不要继续讲认真？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不仅要讲，而且要特别讲。

当今社会迅速发展变化，科技水平日新月异，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不认真对待不行。什么事都稀里糊涂、马马虎虎、唯唯诺诺地应付，一切讲金钱、重交易，放弃原则，社会风气跨下去，都是要不得以至于十分危险的，这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一种劣根性，对于两个文明建设都是不利，绝对再不能继续下去的。

应该说我们社会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可以对比分析地看出：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走过物质生产辉煌的同时，也创造了现代文明的辉煌，其中包括守信誉，重承诺，讲求办事的认真负责和效率，这里有许多方面是我们的国人们所不足和需要大力吸取提高的。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多出一些模范群体、先进人物；不多出些象徐洪刚、徐虎、孔繁生、李素丽、李国安、谭彦、徐有水等严肃认真为民办事排忧解难的人物，而不断地出一些如管志诚、王宝森、禹作敏、沈太福这样一些败类，我们的社会就好不起来，即使经济建设搞上去了，也会跨下来，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的社会仍然需要认真，需要英雄，不需要敷衍败类和大大小小的蛀虫。中华民族优良的品质之一就是对败类所不齿。

总之，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还是应该少一些“苟且”、“胡弄”，多一点“认真”精神吧！什么时候社会真正“认真”起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真正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