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论语》·连载196

张说《论语》·连载196

8.9，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注释——由：听从，顺从。）

（白话）孔子说：“老百姓，可以吩咐他们去做事，不可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做。”

（张说）孔子的这句话公然否定民主，鼓吹愚民政策，这个看法早已成为共识。政治上相互对立的人，都异口同声指责孔子践踏民主！而少数人想为孔子开脱，不是用推论和事实来证明这句话的正确，而是把这句话解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赞成你的政策，那就让他们去做；如果不赞成政策，就教育他们，让他们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改，孔子由民主反对派变成了真正的民主派，可惜这个解读十分牵强。

迄今为止，没看到有人赞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的。除了我。我之所以赞同，理由如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自从西方入侵中国之后，中国的文化精英纷纷抛弃传统，转而把西方的民主思想奉如神明，进而信奉西方的一切，瞧不起任何带中国特色的东西，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比如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梁启超，迷信西医、鄙视中医甚至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梁先生血尿，西医说他腰子坏了，便割掉一个腰子，不幸得很，腰子没坏。西医又说他的病根在牙齿，于是梁启超眉头不皱，大大方方让医生再拔掉7颗好牙，而血尿依旧。换作任何人，都应该怀疑这种医疗了吧？但梁先生毫不怀疑。梁启超是名人，西医误治事件搞得满城风雨，医院压力很大。梁启超真够意思，立刻出来表态，说：“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洋奴嘴脸，真是一览无遗。这就是立场问题，没道理可说的。

那时的精英信奉西方民主，自然不会容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来的左派，也要借助百姓的力量，所以也不敢公开得罪民主，继续批判这句话。可以说，与政治有瓜葛的人，都会反对孔子的这句话，因为他们需要民众支持，不可能赞同“愚弄”民众的话的。所以无论什么阶级，无论右派左派，都会骂孔子公然“愚民”。他们争取民心的态度是罕见的统一。

但我认为，抛弃任何政治目的来看，孔子这句话是十分坦诚的睿见。

无可否认，人生来有资质差异，资质差异造成人的不同社会责任。有的人天生是领导，有的人听不到别人指挥他还浑身不爽。所有的群体，无一例外地由领导与被领导构成，否则就不成其为群体，只有有了三、六、九不同的人，才有可能构成各个局部的作用、权重不同的系统。

如果承认这种天然的群体构成方式，就得承认人的责任是不同的。领导与被领导是不同资质和责任的人各安其位的结果，如果强行换位，群体势必混乱。因为领导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与被领导对同样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有很大差异。领导者的看法更接近真相，否则，就不可能成为领导。

既然领导与被领导是由于资质不同而自然形成的，因此，被领导总体上是领会不了领导的想法的（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就是这个意思）。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发出指令，被领导无条件照做，不问为什么，这个群体才能平安无事。如果被领导知道了领导的意图，但又不理解这个意图，还认为是错误的，他就不可能全力去执行，甚至会拒不执行，这样一来，这个群体势必低效，甚至陷入混乱。执行者既然没有能力理解决策者的思路，那就不要参与这个思路，负责执行就是了，这个做法形成规矩，只要领导是英明的，就将无往不胜。但是提倡“民主”后，人人都来参与决策者思路，英明者的权重与弱智者一样，这个群体就很难不低效、不混乱了。

例如，红军长征时，遵义会议推翻了事实证明是荒谬的领导，但一开始认为之所以荒谬，是不够民主。于是在确立新的领导之后，开始民主化，即每次军事决策都开大会，大家充分讨论，讨论好几天，意见不一，不能定下来，非常被动，导致军事上连连失利。这时才知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多么的正确，于是立刻取消这个“民主制度”，由新的三人团决策，其他人只管执行。由于新三人团极具军事应变能力，在排除了“民主”干扰之后，红军才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孔子的这句话不仅在理论上十分正确，实践上也早已证明正确。但为什么迄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那是因为“民主是好事”这个伪命题已经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