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祐党籍碑》石刻上读出的政治

从《元祐党籍碑》石刻上读出的政治

·姚老庚

 北宋年间，一场执政理念的纷争，演变为狂暴的政治迫害。开篇《晚晴簃诗汇》有张之洞诗为证：“党人文字毁不留，章蔡疾之若仇仇”。党争自古不稀奇，石刻摩崖竟立碑。功过是非多少事，忠奸待有史评时。

石刻给人情感上的印象是冰冷生硬的，有谁没有事会去抚摸或拥抱一块冰冷的石刻呢？但正如地球北端有一个国家名冰岛，那终年被冰雪覆盖着的国土下却时时冒出温泉，喷发火山。从这冰冷的石头里感到，深处却蕴藏着激荡的风云和热烈的思想。

   我第一次从剧本小说《雁帝花枪剑》读《元祐党籍碑，北宋王朝的又一丧钟》有：李清照和小王喆随着很多的人站在端礼门前，在看着这个巨大的石碑。果然和舅父王黼说的一点也不错。父亲李格非被列在第十二位上，就连晁补之和张耒都列在了父亲的后面。而自己的外公，则和那个曾经反对过赵佶登上皇帝之位的章敦列在了最后。

     小王喆还不明白所以，用手指着王珪的名字道：“姐姐，这上面还有我爷爷的名字呢！怎么没有我爹爹啊？”李清照指着父亲的名字道：“可是上面有我父亲的名字，你看看，这个，李格非！”(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王喆问：“那我姑父是不是当上大官了？比我爹爹的官还大啊？”他的表情和他的声音一样，显得极是幼稚可爱。李清照嘴角动了动，没有吭声。

此时，来看这元祐党籍碑的人很多，可谓人头攒动，其中有一个老者先叹了一声道：“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即正直又忠良，怎么能成了奸邪之辈？”另一个人道：“还有苏大学士，多有才啊！咱大宋人都以有他这样一个人骄傲呢！多像前朝的李太白啊！”

我第双一次从石头上读政治，是1988年8月初到桂林。谁都知道，桂林是个山水绝佳之地，我也是本着这份心情去寄情自然，赏心娱性的。当游至七星山瑶光峰下的龙隐岩。现存碑刻为南宋庆元四年（1198）梁律据家藏旧本重刻。碑距地丈余，额有蔡京手书“元祐党籍”四字。主人向我介绍一块摩崖石刻，因文字仰刻在洞顶，虽经800余年，却得以逃脱人祸、水患。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尚可辨认。细读才知是有名的《元祐党籍碑》。说是碑，实际上就是一个黑名单。在这明媚的湖光山色中猛见这段历史公案，不由心头一紧，身子一下落入历史的枯井。这碑的书写者是在中国历史上可入选奸臣之最的蔡京。宋朝自赵匡胤夺权得位之后，跌跌撞撞共337年，好像就没有干出什么光荣的大业，倒是演释了一部忠奸交织图，并且大都是奸胜于忠。宋神宗年间国力贫弱，日子实在混不下去了，朝廷便起用新党王安石来变法。神宗死后，改年号元祐，反对变法的旧党得势；等到宋徽宗即位，新党势力又抬头。蔡京正在这时得宠，他便借机将自己的政敌统统打入旧党名单，名为元祐奸党。并且于崇宁四年（1105年）讨得皇帝旨，亲自书写成碑，遍立全国各地，要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把黑名单刻在石头上，这是蔡京的发明。

宋徽宗觉得有理，立即下诏说：“为正天下视听，将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的文集，以及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文莹《湘山野录》等书籍的刻版，悉行焚毁。”幸亏有一些诗文在民间保留了下来，否则，今天的人们。恐怕难以再去吟诵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震撼人心的词句了！蔡京打击报复守旧派的同时，对变法派内的一些人也进行迫害，以显示他的不可一世。王安石的学生陆佃，以及变法派人物李清臣等人，因得罪了蔡京，竟也被打入“元佑党籍”，备受摧折。章敦曾反对宋徽宗继承皇位，蔡家为讨得宋徽宗的欢心，便上奏说：“陛下，章敦是奸邪之辈，目中无君，不恭不敬，请陛下把他一列为奸党。”宋徽宗没有明确表态。于是，蔡京便自作主张，将章敦当作党人对待，连其子孙也受到牵连。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刻石榜示天下，共列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309人，并颁布禁止政令：三月，诏“党人亲子弟毋得擅到阙下”，“其应缘趋附党人罢任”；四月，诏毁三苏及苏门四学士文集；九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并首立元祐党人碑；十一月，诏“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举察，必罚无赦”；十二月，诏“臣僚姓名有与奸党同者，并令改名”。 崇宁三年六月（黄山谷贬抵宜州后一个月），朝廷将元祐党籍姓名“颁之州县，令皆刻石”，元祐党籍碑遂遍竖全国。崇宁三年（1104），蔡京上奏宋徽宗重新将元祐党人以及后来所定的邪类，合为一籍，认定三百零九人为“党人”，第二次刻石立于朝堂东壁，井下令让察京书写一遍，在地方官府刻石立碑。

蔡京写好之后，上奏道：“臣奉陛下诏书用写元祐奸党姓名。陛下御书刻石，已立于朝堂东壁，永为万世子孙之戒。又诏臣书之，将以颂之天下。臣为扬陛下美意，仰承陛下绍述先圣之志，谨书元祐奸党姓名，同文本一起奏于陛下，恳请陛下阅之。”

宋徽宗对蔡京的书法赞不绝口，并把它颁行天下。宋徽宗与蔡京的作法，引起当时许多有良知的人士的反对。在当时的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官府请一个叫安民的石匠去刻字，他推辞说：“草民是愚昧之人，本不知立碑之意。但象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人都说他正直，现在却说他是奸邪之辈，草民不忍刻他名字。”

永兴军的官员大怒，想定他的罪，安民哭泣着请求：“官府的差使，草民不敢再推辞，只请求在碑石之本不刻写草民贱名，草民恐留骂名于后世。”永兴军的官员听了安民的请求，见他也有些骨气，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前后两次刊石立碑，把守旧派整得很惨，蔡京内心总算有点好过了。但蔡京并未就此罢手，为了彻底在舆论上消除守旧派的影响，蔡京上奏宋徽宗说：“陛下，奸党之中，诗文流传民间者不在少数，臣怕这些诗人会对百姓产生坏影响，于绍述先圣不利。”

《元祐党籍碑》原碑刻立在老君洞真仙岩内，现藏于融水县博物馆内，属于国家级文物藏品。融水所藏的《元祐党籍碑》是“元祐党人”中沈千的曾孙沈暐在融水做官时取家藏拓本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重新刊刻后置于老君洞的。碑高154厘米，宽82厘米。碑分四层，一层为碑额，二层为碑序，三层为碑文及“党人”姓名，四层为碑跋。融刻《元祐党籍碑》之所以令世人关注，主要是珍其“稀”，贵其“真”，目前全国仅存《元祐党籍碑》两处，另一处在桂林的龙隐洞，为摩崖（学术界简称“桂刻”）。对于桂刻的真伪，学术界莫衷一是，而融刻为蔡京书真品，已经众多的专家所考证，成为研究北宋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历史见证。“元佑党籍”成了蔡京党同伐异，排挤打击政敌的一把利剑。在蔡京的专权下，宋徽宗的前堂上充满了奸邪之臣，朝政日益腐败下去。

王安石早已不在。他要是看到这些，会作何想？其实，后来的所谓新法旧法，早已不重要了，这些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彼此打压的棍棒而已。他的变法案一步步陷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的政坛弊病。当年党人碑，忠奸似无凭。今日回头望，公道在人心。融刻《元祐党籍碑》笔法雄健沉稳，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蔡京从一个屡遭谪贬的一般官吏，一跃而位极人臣，他的心中止不住的得意。但是，作为一个心存奸巧的人，他的政治野心是没有止境的。蔡京当政不久，又一次野心勃勃地向权力发起挑战。

【题外话】，今有苏盟置业集团，镌刻复制镶嵌于融水老君洞壁，得睹其风采，实为幸事一桩。近笔者特撰：广西融水《元祐党籍碑》史话随笔、宋代吕公著父子与《元祐党籍碑》、从元祐党籍碑联想到《纪念鲁迅有感》、历史学家郭沫若所关心的《元祐党籍碑》等文发布，似乎觉得言尤未尽，此为补笔以纪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