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西南剿匪记

徐 军

江西赣西南山区，古时候称为南安府，包括崇义、大余、上犹、南康四县，自古匪患猖獗，民不聊生。明朝时期王阳明曾率部在此剿灭悍匪谢志山。为便于管理，将上犹县和大余县各划分部分乡镇以横水镇为县府址成立了崇义县，“崇义”县名也是王阳明起的，原意为“崇尚道义”。

然而，旧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依旧残酷地剥削欺诈百姓，公理道义何在？山高皇帝远疏于管治，使位于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交界的崇义县成了江西匪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27年10月，朱德、陈毅、王尔琢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在赣西南崇义县上堡、古亭、文英一带进行“上堡整训”期间，曾经出兵痛歼过当时活跃在湘赣边界江西省崇义县上堡圩、丰州乡、思顺乡和湖南汝城县濠头、集龙一带的恶霸土匪何其郎部，赢得了当地老百姓们的赞扬。

1949年8月20日，苦难深重的崇义人民终于得以拨云见日，迎来了人民解放军。与此同时，原崇义县国民党副县长兼县保警大队长黄以连，在崇义解放后率残部上山当了土匪。

1949年10月的一天上午，有乡民报告土匪黄以连已窜到铅厂乡，时任崇义县一区区长的徐从忠立即集合区工作队和区中队前往搜捕。从县城到铅厂有60里路，途经阳岭朝天阁、宝山。下午一点赶到铅厂时，黄匪已经跑掉了。徐从忠等找到当地积极分子黄庆珍了解黄以连的去向，黄庆珍告知黄匪昨天去了黄雀坳。(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于是，徐从忠剿匪小分队吃完晚饭后又立即出发向黄雀坳方向追去。他们连夜将上坳、中坳、下坳的全部屋场和纸棚都搜了一遍，也不见土匪踪影。后来经了解，黄以连带领土匪转向长龙乡新溪村去了，徐从忠剿匪小分队又马不停蹄地向新溪方向搜索追击。

到第二天拂晓前，徐从忠率剿匪小分队在一个山窝将住在造纸棚里的土匪包围。经过一小时枪战，打死土匪中队长黄××，活捉中队长吴杨丙，缴获手枪两支、卡宾枪一支、轻机枪一挺、长枪五支，黄以连在吴杨丙掩护下逃跑。他后来潜伏在清江县樟树镇，1951年还是被抓住了。那些被打散的一般土匪，我党依靠群众动员其家属劝其回村中坦白登记，其中大部分得到宽大处理。

赣粤湘边区臭名昭著的土匪周文山，又名周盛连，是崇义县聂都乡白溪村人。

周文山身材不算高大，而且没有文化，却凭着狠毒、狡诈和蛮干，在湘粤赣三省边境，特别是崇义西南地区，肆无忌惮地奸淫烧杀，鱼肉人民，为害几十年，号称“赣南皇帝”。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周文山原本只是一位贫苦农民，靠挑纸到广东省仁化县长江圩出卖为生。有一天，周文山从广东省仁化县长江圩赶圩回来，走到竹洞大山的路上，碰见一伙迎亲的。这时，周文山恶从胆生，躲在暗处大喝一声：“把新娘和财物留下，不然老子统统把你们打死！”吓得迎亲的人们四散而逃。周文山没想到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抢到了新娘和财物，从此便纠集一伙恶棍专门干起拦路抢劫的勾当。他有六个老婆，其中两个是抢来的。

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任赣南行政公署专员时，从大余经吉村去崇义县还专程到聂都乡白溪村拜访了周文山，并当场任命周文山为粤赣边区“剿共”副司令。从此，聂都乡一带青年不再被抓壮丁，但必须要到周文山那里报名当义务警，还要给周文山种田、造纸。周文山还被允许在赣粤二省交界处收税，当地官员都怕他，有时还得向他进贡。仗着有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周文山便更加肆无忌惮，为非作歹。

崇义解放后，周文山继续为匪，与人民政权对抗。1949年10月，他在关田乡纠集二百多人，扬言要攻打崇义县城。

时任崇义县张铭县长和剿匪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军第四二四团王副团长得到信息后，立即派两名侦察员前往关田乡侦察。

10月16日下午，化装成便衣的侦察员快到关田村时，两名土匪哨兵以为他俩也是哪路土匪，大声叫喊：“你们是哪部分的?”

侦察员并不回话，端起冲锋枪就扫。土匪们乱成一团，侦察员乘势冲进圩内，如猛虎下山，从北门射击到南门，打死打伤十几个土匪。

土匪参谋长肖大旬退到南门高地一看，发现只有两名解放军，壮了胆子组织反冲锋。侦察员一看寡不敌众，赶忙穿屋场退出圩外，越过小河登上北山回到下关。张县长和王副团长立即下令进剿土匪周文山，徐从忠在10月20日接到张县长电话指示，叫他带领工作队和区中队立即赶到关田配合部队剿匪。

从铅厂到关田有80里路，徐从忠剿匪小分队赶到关田已是晚上九点钟了。张县长向徐从忠交待了任务，同时县委工作队也交由徐从忠统一指挥。

剿匪部队兵分三路追剿，一路从关田到聂都，一路从横水寨到聂都，一路从大余县吉村直捣周文山的老巢聂都乡白溪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军第四二四团三营以聂都、文英为中心，采取奔袭、搜山、伏击等办法展开进剿。有时几个连向一个目标分进合击，有时与二营配合向大余、崇义、南雄边界推进。

但是，周文山凭借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采取我剿东他窜西、我剿西他窜东的方式与我军捉迷藏。我军踏遍各处山岭，也只抓到一些零星的散匪。

十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军在乐洞的一个麻疯村外设伏，拂晓捉到一男一女两名土匪。他们供出是周文山股匪的联络员，并供出位于乐洞五公里的天星寨有座古庙，古庙坐落在南山坡海拔1000米的森林里，地形隐蔽，道路狭窄，易守难攻，庙里有土匪150多人，匪首们常在那里开会。

为了歼灭这股土匪，七连一面在乐洞附近监视土匪，一面派两名战士把两名土匪押回到营部，并请求指示。营长李凯接到了七连的报告，审问了俘虏，核实情况后，立即带上八连和机炮连与七连会合。

当日十六时许，李凯带领部队到达乐洞，立即召开各连干部勘察地形，研究情况，决定夜袭天星寨，将庙里的土匪一网打尽。为此李凯还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由七连担任西南面主攻，八连负责东北面包围，重机枪分别配属给两个连，迫击炮在七连靠近后尽量靠近目标，营长随七连前进，规定以七连枪声为统一行动信号。

部署完毕，各连报餐战饭，入夜后，我军沿着上山的小路，悄悄地接近目标。

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军凭着白天判定的方位，一直摸到庙前。走在队伍前面的同志发现庙里的灯光，断定里面一定有土匪。但因地形复杂，夜间不便攻击，土匪容易跑掉，因而决定拂晓攻击。我军慢慢缩小包围圈，守住寺院周围有利地形和进出路口。

10月21日拂晓，天渐渐亮了。我七连六班爬到山门附近，将一颗颗手榴弹扔进寺院，借着就冲了进去。七连副连长陈永顺率突击排冲进寺院，不见土匪还击，便指挥各班冲进厢房和庙里，却只见室内一片狼藉。

陈永顺伸手摸一摸被子，发现被子还是热的，判断土匪还没有跑掉，应该就在院子附近隐藏。陈永顺立即指挥突击排占领有利地形，控制寺院内外，组织搜索。

之后，战士们发现寺院的后面原来还有一个山洞。战士们堵住洞口大声喊道：“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匪徒们在洞里听到声音，连忙喊道：“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陈永顺看了看走出山洞的土匪，一共是16个人。

经过审讯，土匪们招供，原来周文山很狡猾，在头一天晚上九点多钟就已经率领大部分土匪从聂都转移到莲塘村了，只留下了十几个人看窝。我军准备了一天猛打了一阵，不仅扑了个空，而且还自己人打自己人发生了误会。

我军弄清情况后，立即调集部队再向莲塘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打到上午十点钟，打死打伤土匪40多人，活捉匪参谋长肖大旬等50多人，剩余的土匪四散溃逃。

转眼到了十二月初，匪首周文山再次集中150余人在天星寨古庙里，企图化整为零分散活动。

我四二四团三营得到情报后，立即组织全营星夜奔袭天星寨。拂晓，将古庙包围。

陈永顺带领二排担任正面突击，在接近寺庙时被土匪的哨兵发现，土匪哨兵边跑打枪边喊：“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哨兵的喊声惊动了群匪，寺院内的步机枪立刻开始向我军射击。我军按照预定方案，重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密集的炮弹落在了寺院内和庙宇上。

我二排在火力掩护下，从正面猛攻，战士们迅速接近垣墙，向院内投进一颗颗手榴弹，接着从正门冲了进去。战士们边打边冲边大喊：“放下武器，缴枪不杀！”

土匪们见势不妙，争相突围，场面一片混乱。我七连和八连两面夹击，二十分钟内就占领了寺院，俘虏了庙内残余的土匪，而后组织搜索和打扫战场，在后面的山洞里抓到了两腿患风湿病已不能行走的周文山。原来，周文山在山上躲藏期间，早已身患重病，离死期不远了。

此次战斗，我军打死打伤土匪30多人，活捉100多人，缴获轻机枪四挺，步枪11余支，活捉匪首周文山。虽然周文山的一个土匪儿子漏网，但1951年土改时在白溪村被我工作组长肖家懋等击毙，四散溃逃的土匪，也陆续被他们的家属劝说回来投诚了。

南康县赤土的土匪张南洋，是隐藏在崇余康（崇义、大余、南康）地区的一个恶魔。

1949年10月底，张南洋窜到铅厂黄雀均一带活动，并在纸棚里将上犹县营前一位造纸师傅的双眼用黄竹简挖掉了，当地群众吓得惊慌失措。当时徐从忠正在聂都率部剿匪，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回铅厂。经120华里急行军，当晚赶到密溪村，在村外牛拦楼上的草堆里宿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进村后，群众就报告说，张南洋将积极协助解放军借粮支前的保长刘书益给杀害了。徐从忠当即带领何赣农、郭垂华两人赶到西坑村保长刘书益家中，了解情况。徐从忠小分队从墓穴中拉出棺材，开棺查明真像，对刘书益的家属给予安慰，发给他家五担谷子作安家费。

随后，徐从忠组织召开了群众大会，安定人心，告诉大家不要怕，我们一定会消灭士匪的。

做完这些善后工作，徐从忠剿匪小分队继续往铅厂赶。可是当我军到铅厂后，土匪已跑了。徐从忠立即派工作队到各村去组织选举出席县代表会的代表，不料派到义安、石罗村工作的两名工作队员黄××、曾××，又被张南洋给杀害了，还抢走了两支步枪。

徐从忠安排将牺牲的两名同志的遣体分别送回他们老家安葬，随后集合队伍追击张南洋，从生龙口、小樟坑、荡坪、漂塘，一直追到大龙山，都扑空了，向新溪村追击又扑空了。在新溪村，张南洋又将村民兵队长钟洪羊杀害，而且手段非常惨忍。他们将二根对称生长的毛竹稍拉下来，分别将钟洪羊的左右脚绑在竹稍上，然后一松手，竹稍弹向空中，把钟洪羊活生生地撕成两半。

后来，崇义、大余两县多次组织联合围剿。有一次曾将张南洋围困在南康县朱坊区一个山上，经过三次拉网式的搜索，只是抓到了他老婆和另外三名土匪，唯独未抓到张南洋。当时山上有一座麻疯棚，一名身上流脓流血的麻疯病人坐在棚子里的床边，民兵进去看了三次都未发现别的人，事后才知道张南洋当时就藏在麻疯病人被窝里，这次又被他逃脱了。

张南洋十分狡猾，他走路时经常倒穿鞋迷惑我们追击的方向，睡觉时手捻点着的线香，一烧到手立即痛醒过来转移地方，以防不测。这个恶魔一直活动在大余、崇义两县境内，不断地杀人、抢劫，1954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曾任命张南洋为粤赣边区“游击司令”。

1955年10月8日傍晚，赣南流窜最久、危害最大的悍匪张南洋，在销声匿迹一年多后带着匪徒黄哲权，突然出人意料地窜至大余县城近郊大庾岭下梅岭山区的新梅乡嫦娥嶂实施抢劫。嫦娥嶂只有两户人家，一户是新梅乡副乡长、共产党员吴己秀家，另一户是互助组长凌宏森家。

当时吴己秀正要去门口抱柴草准备做晚饭，蓦然发现门外不远处两个一高一矮光头垢脸的陌生人手里拿着枪直奔她家而来。凭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多年的对敌斗争经验，她马上判断这两个人必定是漏网土匪。立即火速上楼，一把拉起因患疟疾正在卧床养病的丈夫李传增，急促地说：“土匪来了，快去报告！”

李传增立即推开楼上后门，跳到山上，快速钻进树林。张南洋窜进屋中，发现吴己秀的丈夫逃出，已然追赶不及，便恼羞成怒，凶相毕露，用手枪猛砸吴己秀头部。吴己秀不顾疼痛，操起木棍与两个悍匪拼死搏斗。终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被张南洋、黄哲权抓住，并将她的四个孩子一同推进房间。

吴己秀婆婆哭骂着前去阻挡匪徒行凶，竟被匪徒黄哲全操起木棍打断双腿，然后拖出大门外。此时，邻居凌宏森的妻子刘三妹（36岁）闻讯前来求情。张南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刘三妹和她跟随而来的两个孩子也一同推进吴己秀房中，在房间中堆上柴草，锁上房门点火焚烧，连同吴己秀瘫痪在床的家公在内，九个人被活活烧死。两个悍匪放火烧屋疯狂抢劫后仓皇逃窜。

听闻悍匪张南洋又连续犯下十恶不赦的滔天罪行，中南局军政委员会下死命令，必须限期内捉住张南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赣州军分区司令员杨尚堃召开崇余两县负责人会议，布下天罗地网，在张南洋可能活动的村庄、屋场、山头、纸棚、钨矿坑口，统统住上民兵，使土匪无立足之地，同时断绝土匪粮源，组织公安部队和武装基干民兵撒网追剿。

计上心来，大余县公安局长杨西林想出一条妙计，将张南洋部下的一名中队长从监狱中放出，对他讲明政策，鼓励他立功受奖。崇义县公安局也从狱中放出土匪，埋伏在小樟坑去守候张南洋。

1955年初冬的一天傍晚，张南洋流窜到大余县吉村一座纸棚里，在纸棚里守候的正是大余县公安局放出的那名土匪中队长和另外一名民兵。

张南洋进纸棚一看，是自己原来的部下，便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中队长说：“我是被宽大释放了来这里做纸的。”

张南洋又问：“有没有外人?”

中队长说：“没有。”

张南洋：“那好，你赶快给我搞点吃的，我们都三天没吃饭了。”

张南洋坐在板凳上，另一个土匪在外放哨。天黑了下来。张南洋要开水喝，中队长烧好开水，盛满一钵头端给张南洋。而张南洋非常警惕，要中队长把开水放在桌上。

说时迟、那时快，中队长猛地将一钵开水泼在张南洋脸上，随后扑上前去，两人抱成一团，滚在地上。因为天太黑无法看清两人相貌，一旁的民兵拿着蔑刀却不敢下手，生怕误伤了自己人。

由于中队长在关押期间剃了个光头，情急之下遂机智大声高喊提醒另一民兵：“长头发的是张南洋，你摸着是长头发的就用篾刀砍下去。”

“霍！霍！……”民兵照中队长讲的抓住长发的张南洋的头不停地砍，把张南洋的脑袋砍得稀巴烂。棚子外边的土匪被此景吓呆了，乖乖地举起手投降，交出两支驳壳枪和三发子弹。

匪首张南洋被剿灭，大余县公安局长杨西林为此立下大功。

至此，猖獗数百年的赣西南山区匪患被彻底铲除干净，人民真正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徐军，大学教师，中国铁道出版社《现代推销实务》教科书主编，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鲜早世界栏目首届最受听众和读者欢迎的十五位作家之一，在全国上百家报刊杂志和国家级网站上发表了上千篇作品，其中上百篇作品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等各项征文大赛中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