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未来

中国文坛未来

迪心2011-03-05 13:44

中国文坛自从新文化运动之后，一直就是以一种苛求的眼光在审视她所有的作家和读者。中国古典文学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完美的高姿态艺术品质出现，以至于所有留下的文学作品都成为了经典。当新文化运动为古典文学画上句号之后，第一批涌现出来的新文学作品便是那一批热血赤子。这些风云人物似乎是一夜之间突然涌现出来的，而且都或多或少引领着中国文化前进的脉薄。这期间出品的很多文艺作品，也是登峰造极之作，从而开创了中国新文化的崭新局面。这些人很多成为了后来的国学大师，当然也有一些人虽未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却受到了影响。

这些主要的国学大师如下：

王少农、俞樾、孙诒让、杨守敬、王先谦、刘师培、严复、沈曾植、王国维、辜鸿铭、廖平、黄侃、章太炎、鲁迅、钱玄同、吴梅、罗振玉、蔡元培、沈兼士、傅斯年、余嘉锡、柳诒徵、吕思勉、胡适、汤用彤、陈梦家、马一浮、熊十力、张君劢、蒙文通、陈寅恪、范文澜、陈垣、郭沫若、唐君毅、顾颉刚、吴宓、赵元任、徐复观、金岳霖、王力、高亨、夏承焘、钱穆、冯友兰、任中敏、牟宗三、梁启超、康有为、梅光迪、马衡、钱基博、刘文典、胡小石、蒋廷黻、汪辟疆、翦伯赞 朱师辙、陈中凡、侯外庐、张舜徽、欧阳竟无、姜亮夫、王利器、程千帆、钱仲联、张岱年、启功、季羡林、任继愈、饶宗颐、南怀瑾、叶曼、查良镛、钱钟书、梁漱溟等等。

其中钱穆、罗家伦、林语堂、傅斯年、马相伯、严复、康有为、蔡元培、章炳麟 、梁启超、林长民、王国维、陈独秀、李叔同、蒋梦麟、茅盾、沈从文、章士钊 、沈尹默、胡适、郭沫若、叶公超、台静农、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夏丏尊 、徐悲鸿、郁达夫、张元济、老舍、李大钊、赵元任、梁漱溟、冯友兰、林徽音、鲁迅、毛泽东等均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古老的中国能获得独立，迎来伟大的复兴，正是这一批文化人物所引领或熏陶的必然结果。

当这一批文化人物先后撒手尘寰之后，“国学大师”成为了中国绝版。因为这一批文化人物或多或少都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功底，这些人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国家，满怀激情深入现实生活，用自己的热血和青春在讴歌我们伟大的民族。

当时代的步伐步入新的世纪之后，我们的国家或是我们的社会，或是我们那些所谓的文学大师、文学品论家、作协等，不是在关注如何塑造或营造继承或产生中国文化的环境，反而在苛求或是责怪或是担心“我们”或是“下一代”是否能撑起或引领中国的未来。

出现这样的担心或忧虑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自大陆实现统一之后，文化领域在文革期间受到严重洗礼，出现文化断裂，致使50、60年代的中国人教育缺乏，思想迷惘，受政治影响较深。70年代的中国人则出现叛逆或反思，却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生存艰难。

80以后的中国人，几乎与传统文化决裂，而有正值中国进入全面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一代人是幸福的、自由的、任性的，富于个性而学会了享受或消费生活。这一代人受到外界文化生活的影响较大，对于传统文化和古典经典的阅读或了解往往是通过他们的父辈和70年代的人所留下的认知或思想。真正认真阅读古典或经典文学的人并不多，获取文化滋养的渠道转变为网络、影视和媒体，而媒体的诱导或暗示，引导着这些80后的思想和价值取向。更多的是热衷于媒体“扬名”和“商业意识”。

在中国文化走向娱乐世俗化的市场引导或暗示下，80后和一部分70后相继成为这类世俗文化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再借着媒体和网络的催化作用，涌现出一大批新新文化人，诸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莫小邪、李傻傻、孙睿……等等，这些网络、媒体红人，展现的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展现的是一个个活泼而可爱的自我，同时也表现出孤傲和无助的寂寞，在孤独而特定的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文坛上优雅而绚烂地舞动着中国文化的彩绫。

这些人，被很多40、50或60后看不起，却被更多的70后理解和羡慕。这些80后，已经超越了年代的差异，而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间的缩影，我们或许不应再称之为70后、80后、90后，而是应该称之为“世纪之光”。

“世纪之光”，必然是中国文坛的未来。因为成长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而学习的过程是发生在成长的旅途之中。

我们应当宽容和包容这样一个群体，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群体。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已经超越了一些所谓的作协作家或文化名人，尽管他们在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上还需要深入，但他们正在成熟之中。

如果这一群体都不能成为中国文坛的未来，那么还有谁可以承担呢？他们不仅见证了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变迁，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新发展，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发生交融的见证者和执行者。

既然这一群人都是“青春文学”的典型，我们为何要认为是幼稚或肤浅？为何不能认为是真挚或活泼？文化是需要用青春去铺垫，甚至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既是一个消费文化的群体，也是一个创新文化的群体，而这个群体，最终不仅跨越了70年代，同时也影响到21世纪的下一代。站在文化的高度，这个群体还只是一个年少的孩子，我们应该做的是呵护和引导，而不是责难或苛求。

影响这个群体的文化起点是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或影视艺术。由于这个群体受到传统或过去的“苦难”影响较少，而且大多生活在城市，即便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也大多进了城市。自由、任性中带有70年代人的叛逆性格，这个群体适应了社会的变迁，获得了父辈们的商业意识，知道炒作和迎合，对于现实问题的处理更为实际而灵活。

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所谓的“主流文化”，更没有所谓的“文坛主流”。每一个群体都有其自己的群体圈子，而每一个群体都有其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国文化圈子过于“封闭”或“保守”，改革开放没能使得那些传统领域的文化圈获得新生，反而有的文人走向媚俗谄世的一面，这才是值得反思的。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媒体或网络过度误导，80后正在沸扬之时，90后又开始喧嚣。中国文化需要孩子们的热情参与和激情创作，然而媒体或网络过度的光环，能点燃很多文学新星，同时也能毁灭更多的文学幼苗。

我们不要再去苛求这些年轻人，与其说“文化泡沫”，还不如去指责“房产泡沫”？

文化高度和文学品质不是突然造就的，需要一个宽容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杂志、期刊、报纸和网络媒体都应共同营造这样的气氛。

这方面在深圳文化事业无疑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其中值得推广或借鉴的是：整合文化产业资源，改变文化模式，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引导激进向上的阳光写作，融入现实生活，展现激情和理想与追求；激越和鼓励创造性文学，打破传统或格式化写作，从而引导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文坛的未来，不是老人们的，而是孩子们的。即便这些孩子现在还不是大师，但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却只有这些孩子。

因此中国文坛的未来，只能属于这群“世纪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