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孝为德之本提升全民道德水平

现在许多专家、学者以及芸芸众生在呼吁：中华民族的全民道德水平滑坡：诚信缺失、伦理危机、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坑蒙拐骗、少数从政者买官卖官……。

温家宝在任总理时，痛心疾首地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邓小平也曾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这就揭示出了一个深刻的辩证哲理：缺乏全民族共同的信仰、理想、道德的长久支撑，表面的物质繁荣绝不会持久，人的精神和灵魂世界的危机会反过来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

当今是人欲横流、金钱至上、浮躁喧嚣的年代。但是，还有许多人良知未泯灭，神经依然敏锐，他们会时时刻刻体味到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在人们的道德、伦理方面发生的种种病变——诸如：政治生活中个别领导者腐败、贪污、渎职、卖官买官、任人唯亲……。经济交往中的有的人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不讲信用、恶劣竞争、坑蒙拐骗……；公共生活中部分人对人的陌生、冷漠、隔膜，对他人不幸的残忍、麻木……；家庭生活中，有的兄妹相残、抛母弃父、霸占财产等等都给人留下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感慨，它使一颗颗敏感而天良尚存的心灵在刺伤中颤抖失望，也一点点地侵蚀着、残害着、败坏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魂魄。

难以想象，一个在各个领域都有不遵守公共的道德、伦理、规范，没有共同权威的约束，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私德、潜规则盛行的社会是健全的？在物质繁荣、经济发达的背后潜伏着国民道德、伦理的危机，而这种精神上、灵魂上的危机则是更大的隐忧，更大的危机。那么，造成目前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既有历史因素的延伸，也有现实因素的直接作用。

官德的失范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长期以来也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有效的规范、制度，可以称之为官德或政治伦理，它形成于50年代初，清廉、亲民、朴素的政风。但在1978年以来巨大的社会变动之下，这套自延安时期以来传统的政治伦理在部分人心里渐渐瓦解，失去了规范的作用，只具有口号的抽象的意义，而政治伦理的实质已在少数人发生剧烈的变化，这就是以权谋私、贪渎腐败之风的大面积泛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中国人自古便“以吏为师”，原因在于中国传统上直到目前仍是“官本位”的社会，虽然现在党和政府在实施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但要想改变人们形成的“私欲”思维，则需要漫长的时间加之法律、制度和道德的有效制约，这就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道理。政治的清明与否全系于做官的人的品德、操守，清正廉明，道德高尚者能够领袖群伦，垂范社会，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相反，如果部分官员放纵自己的私欲，以至于道德败坏，便直接诱发、刺激了社会风气、公共道德的败坏。应该看到，在一个以德治国的国度里，政治的权威与道德的权威是合一的，吏治腐败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道德权威的失落，政治的腐败就是道德的腐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里具有了黑色幽默的意味。

官德的败坏不止于腐败，还在于官员们公民权利意识的淡漠，法律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的淡漠。从近年来查处出的案件看，个别官员的主人意识、权力意识、等级意识和优越感极度膨胀，鄙视平民百姓，对百姓的生命和权利视若无睹，冷漠残忍的作风极其恶劣。

官德败坏的另一大表现，同时也最让百姓困惑的是用人选人的机制出了问题，在一些单位或行业，那些为政清廉、正直坦白、深得民心者往往得不到好下场。相反，那些精于为官之道，老于人情世故，擅长溜须拍马，走上层路线而不受百姓欢迎者往往官运亨通。官场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给那些想从政的人什么样的示范效应可想而知。

造成官德败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失去制约和大部分人对于权力的崇拜。在一个充满着机会和诱惑的环境下，单位一把手手中又握有无限制的可以换取所需一切的权力，加之本单位、本部门、本行业部分人对于权力的“俯首称臣”和道德下滑，就是严格的约束制度，考评、考核也只能是过场式的“假民意”、“假测评”、“假考核”，最终走上领导岗位的依然是那些溜须拍马、权钱交易之人，这也是道德滑坡的主要因素。

所以，要扭转社会风气和公共道德，首先要整顿吏治，转变官风和官德，进而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官员们在意识中多一点公仆的意识和对政治的责任伦理意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全民的道德、伦理素质，给那些不务正业、指鹿为马、阿谀奉承、权色交易、权钱交易者无可乘之机。

公德的淡漠

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便抨击中国人只有私德而不讲公德，他提出“新民”也主要是革新国民的道德，培育公德意识。其后，思想家如鲁迅，政治家如早年的毛泽东，社会学家如费孝通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人民族性中的自私基因痛加批判。

然而，多年来，这种状况仍没有多大的改变。许多人只讲小圈子的“互利道德”——家庭的、朋友的、单位的、熟人的、利益的、政治的等等“互利道德”规范，而一旦脱离开这个圈子环境，到了陌生的公共的环境中，就往往对那些应该共同遵守的东西视若无睹，甚至故意破坏那些明文规定和守则。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里已经司空见惯，人们在这里表现的是极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社会的结构决定人们的意识。造成国人公德淡漠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结构里公民社会、公共空间的发育不良。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限制了人们公众道德的生长，而以此为社会基础的社会公德意识自然不可能发育出来，缺乏这一物质性的前提，任由学者们如何对这一国民劣根性痛心疾首地激烈指责也无济于事。

公德意识的养成也有赖于良好的公民文化，有待于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公民意识的觉醒。漫长的君主专制历史，使大部分中国人人性中的奴性成分根深蒂固。对此，鲁迅先生早就做过淋漓尽致的鞭挞。这种奴性及其遗留，使国人丧失了主体的地位和作为人应有的权利和尊严。而一个连自己个体的权利和尊严都得不到或想不到维护的人又怎能去关心、维护公共的权益呢？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大力宣扬集体主义而其结果又很少人真正关心集体甚至破坏集体的深刻的原因。当社会上每个人真正有条件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公民意识才算觉醒了，公共道德的维护才有了可能性——因为在这种条件下，任何人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就同时是对个体的侵犯。所以，我们在对国民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时候，更应加深对国民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宪法及法治意识的启蒙教育

人格的缺陷

健康的道德环境需要有健全人格的公民共同营造。不幸的是，长期以来，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共同塑造了国人人格中的缺陷，这种缺陷可能有多种，也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但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是依附性：对权力的依附性。

在高度集权的社会，权力控制着一切资源，个人世俗理想、愿望的实现都无法不经过权力之手的制约，形成对权力的崇拜是必然的。而要想达到个人的目的和理想，你就必须在权力面前屈尊俯就，放弃人格的独立与尊严。

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实例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人为获取先进个人而拉帮结派；有人为了升官而溜须拍马，甘当奴才；有女知青为了回城而献出贞操；有人为了批件、上学、找工作、就医而千方百计……。

我深信，生而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尊严、荣誉、廉耻，而当一个人甘愿忍受内心的痛苦放弃这一切的时候，是因为他最基本的权利：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不由自主，而是控制在别人的手中。他之所以做出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是因为他失去了选择的自由。自由是道德的基础，是实践理性的前提，在残酷而狭窄的生存空间里，人连自己的权利都丧失了，何谈得上人格与道德。

我们不妨扪心自问：“老者突然摔倒，我们敢上前施救吗？”、“有的领导说：提拔干部按德、能、勤、绩、廉，我们相信吗？”、“乞丐伸手乞讨，我们愿意施舍吗？”、“面对歹徒的行凶，我们会见义勇为吗？”、“遇到老弱病残孕幼，我们会献上爱心吗？”等等。我们是不是很困惑：“如今我们还敢相信谁？”我们觉得整个社会缺乏诚信，人们普遍没有安全感。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我想根源应该是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民族精神的丢失。“文革“以前，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在自然地传承，孔孟的子孙都尊奉孔孟。但是，在“文革”的狂飙中，老祖先许多优秀的东西总被雨打风吹去。比如，在批斗中，父子、母子划清界限——“孝”没了；兄弟反目——“悌”没了；互相栽赃——“义”没了；陷害老师——“礼”、“智”没了；冤假错案——“信”没了；整个社会人心惟危——“仁”没了。仁、义、礼、智、信都没有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切向钱看，有利可图就去“忠”，无利可图就去“弃”，忠没有了；对父母的孝顺，也打上了利用和财产的烙印，孝没了；腐败成风，清官难寻，廉没了；卖淫嫖娼，利益至上、明哲保身，耻没了；面对权力，阿谀奉承，勇没了。“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不败于世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也是炎黄子孙和谐幸福的家风标准。现在，这些立世的传家宝在很多人思想中都没了。按孟子的话，就是我们的良知没有了。良知都没有了，那我们还有精神吗？还有自己的文化吗？还是孔孟的传人吗？我们的民族还拿什么去支撑？所以，传统文化的割裂，必然导致精神的空虚，价值追求的紊乱，社会良心的泯灭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

道德的工具化

道”是万物万法之源，创造一切的力量；德是为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客观需要去做事的行为，不违背自然发展规律，去发展自然、发展社会，提升自己的践行方式。 道是在承载一切；德是在昭示道的一切。大道无言无形，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只有通过我们的思维意识去认识和感知它；而德是道的具体实例，也是道的体现，我们能看到的心行，我们通过感知后所进行的行为。如果没有德，我们就不能如此形象地了解道的理念，这就是德与道的关系。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罪莫大于无道，怨莫大于无德。道德的含义可以有多种，但最根本的一条是：表现为道德的行为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愿望，合乎规范本身就是最高的终极的目的。即是说，所谓德行是自足的，不那样做他会受到良心的责备或质问，感到歉疚，没有外在的世俗的功利目的。否则，道德便沦落为某种目的的工具或手段了。

不幸的是，我们的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正处于这种工具化的困境之中。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德治国，道德成为政府控制社会各阶层，平衡矛盾冲突的手段，政治化了的道德担负起本应由法律承担的职责。也许，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初始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政教合一的模式趋于完成，纳政于教之中，德便降为治国之术了。

以德治国、教化万民的理想无可非议，但道德教化有时无法改变政治权力的现实运作逻辑，于是便造成了个别政治人的双重人格：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最形象的表述。在这里，道德便成为官场阶梯之外的仅具有“皇帝的新衣”的功能，成了肮脏政客的遮羞布。

传统的改变是困难而漫长的，尽管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一道德传统的遗留，依然曲折地制约着我们今天的道德状况。

比如，从小到大，我们仍不同程度地习惯于用表现而不是实绩来衡量人的价值，决定人的地位。所谓“伪善”便由此而来，就连小学生有的都会在学雷锋、做好事活动中，弄虚做假以骗取荣誉和奖励，何况更为复杂的成人社会？再比如，我们仍不断地树立道德楷模，供人们仿效。且不说某些典型在塑造的过程中，便由于明显的政治意图而有失真造假现象，从而在真相暴露后引起人们的反感，更主要的是，这些完美的道德典范与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的真实状况有着太大的反差，长此以往，人们不但不会再相信这些说教，反而会产生对道德教育本身的麻木、厌恶和嘲讽以至怀疑一切道德。

重塑道德建设并非易事。但有一点教训要记取：必须划清政治与道德的界域，不能再让道德成为实现某种政治意图的工具，否则，权力之手就会弄脏道德的领地。道德就是道德，它是敏感的、单纯的、清白的，也是脆弱的，承担不起太多功利性的世俗的重负。

世俗化的陷阱

伴随市场经济大潮而来的是世俗化的潮流锐不可挡，享受人生，重视眼前、当下，而不顾及未来的现实主义最为时髦而潇洒，敢于打破规矩，一夜暴富，能挣会花者成为人生的典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哲学的流行，便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最好注释。

于是，世俗取代了理想，功利取代了道德。从某个角度说，这股世俗化、功利化的大潮迅速泛滥为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是目前道德危机的一个根源。

但在今天，我们不能不指出，人们误解了世俗化的本来含义。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看来，世俗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重要方面，但它指的恰恰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精神向现世和物质的认同，而是让把持在上帝、神父、教堂手中的宗教走向民间，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和经济行为中，成为日常的伦理。与中国特色世俗化的媚俗和非理性色彩相反，这种宗教精神的世俗化恰恰抑制和约束奢侈浪费、狂欢纵欲一类的私欲的泛滥，它的禁欲精神正是拒俗，是理性精神。可以说，这个过程充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并促进了社会经济组织的理性化，最终支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代化至今仍没有这样的世俗化过程——目前的所谓世俗化只能称之为“伪世俗化”。不能把政府或学者们提倡的理想、精神、价值落实到民间。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宗教，而东方及中国主要来自于政府与上层的学者。曾经热闹过一阵子的国学与新儒家，虽然有过以其道德理想转换世界的美好愿望，但因其无法落实到民众中，而仍然是书本和学者头脑中的知识、学问，这正是新儒家理想破灭的症结所在。而主流的理想宣传和道德说教又因其僵硬的形式化，更主要是空洞和脱离现实的弊端而难以对民众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那些高高在上的大道理和崇高理想，还因民众的冷漠和厌恶而显得可笑、滑稽。更可怕的还不是人们对这类道德说教的疏离，而是由此而来的对神圣、庄严、崇高一类价值的鄙弃，在一部分国人的眼里，这些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成了虚伪和可笑的代名词。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提倡的，要求人们奉行的信条与我们的现实及人们在现实中摸索出来的真正起作用的“潜规则”有着太大的反差。

我们曾经有过世俗化的成功范例，那便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造的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思想。那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党员、革命者及普通民众的意识中，并体现为自觉的行动，从而构造出令无数国统区知识分子、青年人，一心向往的生机勃勃、清正纯洁的精神家园。这种对共同理想的真诚的信念，凝聚为共产党人最终战胜在物质上更为强大的国民党的精神力量。对这一点，当年的斯诺有过感受深刻的体验及准确的预言。

必须指出，当年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毛泽东思想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主要在于它深刻地揭示和理解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现实状况，是相当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二是领导者不但真诚信奉、身体力行其所倡导的理想与信念，而且这种理想与信念恰好符合了表达了底层民众的愿望，从而使形成于一定范围的政党伦理迅速普及为百姓的生活伦理。

以上两点对我们今天重建道德伦理的启示都是深刻的。

那么，如何才能重塑全民的道德水平？笔者认为：孝为德之本 孝为德之魂。从孝德抓起，立破并举，多措并举，必将人会立起来，国就立起来！

生命是一种幸运，生命是一种奇迹。生命在茫茫宇宙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但却是父母赠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父母从孩子的生命诞生起，就期盼着他一生的精彩，为他忙碌，为他操劳，为他付出。那是一种乐意的奉献，那是一种伟大的自觉，那是千万条爱河汇成的恩情之海。如果一个连父母亲都无法挚爱的人，你能指望他会爱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人，你能相信他会成为为人类献身的大师？人要学会孝顺，学会了孝顺，便学会了爱自己和爱他人。孝顺的人，他是绝对可以和周边的人和睦相处的。而一个不会孝顺的人，他必常与人合不来，因为一个连自己的尊长都不知道爱的人，你叫他如何去爱他人？这样一个人，没有亲情，没有友情，没有爱情，甚而至于没有才情：这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试想想，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何谈有德！因此，孝为德之本，孝为德之魂。

孝德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命脉，积淀了中华民族深厚的道德文明精华。因此。我们要在思想上重视孝德文化，在生活中践行孝德文化，在工作上推进孝德文化。

“百善孝为先。”一切善行始于孝。孝是人世间一种最高尚、最美好的情感，是人一生中最深刻的亲情，它是人的根、人的本。《孝经》中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确,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我们父母给我们的,我们在人生中所创造的功绩,也应首功于我们的父母。父母无私的爱并不希图什么回报，但做子女的却不能忘本，失去了一颗感恩的心，缺失了孝敬父母的意愿和行动。孝顺父母不需要理由，要说理由那就是伦理要求、社会公德、人格的评判标准、父母是自己的根、不留遗憾、孝敬父母是义务、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为下一辈做出榜样、实现法律的赡养义务。

中国古代为官的，只要是家有丁忧，就得回家守孝三年，在这三年里头，他得像个出家人一样，不能犯戒，如果是犯了戒，又被上头知道了，必不会有他好果子吃，说不定会弄得官位不保，身陷囹圄。可是当今社会，你别说是以生全孝,就是事情顺着父母一点也很难办到。《仪礼》中说:“夫人伦之道,以德为本。至德以孝为先。”

道德的基本点是爱，人类的爱是从爱父母开始的，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源泉。因而，教化也必须从孝道开始，从孝道而生发开去。百善孝为先，孝道实行，百善即生。可见道德的根本，被当今人践踏的面目全非。

“孝为德之本。”由孝敬父母衍生开去，就是博爱，就是学会爱他人，爱人民，爱祖国，爱人类。每个人出生在家乡故土，在祖国这个大家庭中成长，他都应该饮水思源、知恩图报，都应具有桑梓之情、赤子之心，长大后要报效家乡、报效祖国和人民。由孝道推衍开去，一个正直的人，还应该明白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扶贫济困，除恶扬善，让世界充满爱，让社会充满真诚、善良和美好，让人们都生活在温馨和谐的环境之中。这就是大忠大孝，这就是孝行天下，这就是“天下为公”。

孝敬是社会文明的基础，是人类出于社会本性追求的基本价值。孝德文化以“唯人为贵”为核心内容，既是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基本理念，又是从上到下的基本价值遵循。

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孝为本，孝为德之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字上面是老，下为小，老小相连，这是天地之道。一个国家如果每个人都把孝做好，这个德就立起来了，德立起来，人就立起来了，人立起来，国就和谐、民主、富强了。所以说实现中国梦，要从孝道做起。

孔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是说五刑之下，条律三千，但在这三千项罪名中，没有什么罪比对父母的不孝还要大。俗语也说十恶不赦，是说在封建社会，皇上登基或遇喜庆往往大赦囚犯，可是有十种罪，被视为罪大恶极，不在赦免之列，其中有一项就是不孝。相反，一个人即使有种种缺点，只要在孝敬老人上无可指责，就会一孝遮百丑，受人宽宥。比如做官吧，除了在科举制度中胜出外，历朝历代还有一条做官捷径就是“举孝廉”：如果某人即使学问欠佳，但是事亲至孝、德行廉洁，地方官就有举荐他做官的责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君选贤臣举孝廉” 这也是以孝治国的良策。

我们的先辈这样重视孝道，将孝敬老人视为做人的根本，并不是凭空硬性的规定，而完全是“格物致知”的结果。《幼学琼林》里有一句话叫做：“鸟食母者曰梟，兽食父者曰獍。”据说枭鸟幼时由母枭哺育，但母枭老了以后就力尽眼瞎，不能再为幼枭捕食了，幼枭们就一起啄食母枭的身体充饥，而母枭呢，则用嘴死死叼紧树枝，听凭幼枭将自己啄得只剩下脑袋挂在枝头。刑法中的“枭首”，就是根据这种特点来命名的。所以，宋代李定为官而不守孝道，为人所不齿，他自己还大言不惭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苏东坡等人就送他一个雅号叫做“人枭”。相反，慈乌反哺、羊羔跪乳历来为人们所乐道，成为历久弥新的千古佳话。动物尚且知恩图报，我们人类岂能忘恩负义呢？中唐诗人孟郊说得好:“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孝亲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自古以来就有无数可歌可泣的亲情故事。

孔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就是说，教化民众要他们相互亲近、友爱，没有比倡导孝道更好的办法了。另一方面，孔子又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意思是说，君子侍奉父母，如果能够有孝道之心，那么他一定能够将此孝心推移作侍奉君主、国家、民族的忠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力行孝道的人，不仅可以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淳化社会风气，而且还可以“推孝于忠”，热爱民族，热爱祖国。所以，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大力旌表孝道，宣称“以孝治天下”，是有深刻道理的。

良知是孝德的基石，可是如今看起来却如此沉重。许多媒体将捡钱不自匿、卖菜不做假、行医不坑人、领导下基层之寻常小事大肆报道，极力赞扬讴歌。这本是每一个拥有良知之人的寻常之事，为何在如今的社会却被冠以“品德高尚”之高帽？或许，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连这样的寻常小事，在如今的社会也不多见了，坚守良知的人更是少得可怜，一旦有，就会被挖掘出来，大肆渲染，好像成了众人膜拜的精神偶像一般。呜呼哀哉！这是怎样的畸形崇拜？这是怎样的良知基石。比起古人们，二十四孝、伯夷守节、隐身采薇、饿死首阳、屈原怀恨、尾声约人、河水上涨、抱柱而死等，这些都算得了什么？“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的古训难道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做人最起码的良知难道就此湮没不可闻了？人无良知，何以立足？国无良知，何以立世？是啊，良知的缺失，是社会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

商人无良知就容易成为人人唾骂的奸商；地产商没有良知就容易成为工程的隐患；作家没有良知就容易成为误导民众的众矢之的；领导者没有良知就容易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政客。而《孟子·尽心上》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坚守良知本应是我们生而知之的，是天性使然，可为何如今居然成了令人心痛的字眼，望尘莫及的奢望。我们渴望良知，呼唤良知，是因为我们不想在这种没有良知的环境中生存。

太史公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在小康的我们开始关注自身的文化建设，精神追求。我们提倡和谐社会，倡导以人为本，遍建孔子学院，大兴国学文化,注重家风家教等等，这些都是重拾儒家文化，延续优秀传统的良好举措。《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国风之本在家风,家风之本在孝道。我们应实践孝道，以孝为本，来修身、齐家、治国推及平天下。我们也只有正视不足，才能有进步，知耻而后勇，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胡贵成作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