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生病了

中 国 诗 歌 生 病 了

新世纪诗歌八问

作者张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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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来的中国新诗，一直在平淡甚至平庸的状态中徘徊不前。大小痼疾而今还在持续地生长和蔓延，似乎大有积重难返之势。我认为现在是到了撂狠话、施拳脚的时候了！

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新世纪诗歌的先锋性何在？

我认为，先锋诗歌最为可贵的品质就在于它的不拘一格甚至离经叛道的探索与实验，先锋诗歌不是以取悦大众为创作目的的，而是以超前的语言、形式和思想，来打破读者的阅读陈规，扩大他们的期待视野，从而使中国新诗的审美空间得以极大地拓展。

然而，新世纪十多年来，中国诗人具有前卫和先锋气质的诗歌作品因此显得少之又少。为什么说新世纪诗歌的先锋性极为欠缺呢？

其理由有三：

第一，新世纪诗歌缺乏语言创新。新世纪以来，不少诗人高调倡导口语写作，有失理性地拒绝隐喻，过分强调叙事的功能与作用，等等，都将新世纪诗歌引向了歧途。不注重隐喻修辞和语言锤炼的新世纪诗歌，一时间成了口水与飞沫的世界，成了陈词滥调的舞台，从“梨花体”到“羊羔体”再到“乌青体”，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比一个俗气，一个比一个直白，诗坛到处充斥着无难度写作文本，充斥着口水化成品。

第二，新世纪诗歌缺乏形式创新。一定意义上，是否具有形式的创新，常常是判断一首诗是否具有先锋性的重要条件与标准。在百年新诗史上，那些堪称经典的诗歌文本，如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卞之琳《断章》、穆旦《赞美》等等，都是有着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的。

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创作纪律是极为松懈的，诗人们不太注重审美自律，话语狂欢之作举目皆是，很少形式上的创新，又有什么先锋性可言？

第三，新世纪诗歌缺乏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思想锋芒。想想当年波德莱尔《恶之花》诞生时的情形，就能知道先锋诗歌的破坏性与影响力会有多大，其思想上的惊世骇俗程度有多剧烈。新世纪诗坛，某些诗人错误地把一些对政治加以调侃、对性进行直观裸现的作品当成是有思想深度的诗。

缺乏语言创新、形式创新与思想创新的新世纪诗歌，其先锋性究竟有几何，值得人们深深质疑。

二

新世纪诗歌的民间性何在？

民间诗歌写作有独立性与诗歌印行传播的自主性等特点。在我看来，受人称道的“民间写作”体现出的“民间性”特质，主要包括三个要点：第一，独立的美学立场。第二，反叛的艺术精神。第三，边缘的生存状态。

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诗歌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世俗化浪潮疯狂遮没了诗歌的高贵精神领地，商业主义的运行逻辑已然渗透到中国新诗的每一个孔道之中，浮躁由此成为了新世纪诗人难以治愈的通病。

新世纪以来，很多诗人都热衷于奔赴各种颁奖会、研讨会、朗诵会，不断制造着各种诗歌事件，千方百计希望挤入新闻报道与文学阐释之中，希望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与重视的目标。诗坛的热闹和喧哗此起彼伏，唯独不见了具有独立诗学品格和民间精神气质的艺术成品，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

“民间写作”应该是一种孤独的、寂寞的、特立独行的写作状态，它往往是与热闹和喧嚣绝缘的。而今诗坛的浮躁与喧嚣，已经将中国新诗的民间精神传统悄然涂抹而去。与此同时，以往作为“民间写作”重要载体的民间诗歌刊物，在新世纪以来也慢慢变味了。

如今的所谓诗歌民刊大都已经“官刊化”，成为了大杂烩、乱拼盘，都显得千人一面，很少保持着风格和流派上的独特性与自主，而且当下那些所谓民刊都在努力争取正规书号，千方百计地走公开发行渠道，极力与官刊争夺着读者市场，其办刊的原则、思路以及生成的刊物实体，完完全全地“官方化”了。

我认为，民刊应该是民间诗人的“自留地”，民刊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民间化和私有化，一本民刊就应该是少数几个人独自出演的艺术舞台，并不需要各色人物的竞相登场。

而今民刊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官刊”的变种。民刊“官刊化”对民间写作的威胁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极大削弱乃至取缔了民间的诗歌力量。

从上述几种现象出发，我可以武断地说，新世纪诗歌的民间性是极为缺乏的。

三

新世纪诗歌创作难度意识何在？

新世纪诗坛充斥着许多缺乏难度、随意创制的诗歌文本，比如这首《火车》（作者于小韦）：“旷地里的那列火车/不断向前/它走着/像一列火车那样”，这种“皇帝的新装”式的书写样式，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这样的诗歌出笼之后，居然还有不少人为之喝彩，称其高妙绝伦。

陈仲义先生曾指出，如果这样的诗也算一首成功的诗，那我们几分钟就可以写出好几首来，例如“课堂上的那个老师/不断讲着/他写/像一个老师那样”（《老师》）、“锯木厂的那场大火/不断烧着/他冒烟/像一场大火那样”（《大火》）、“草地上那只小鸡/不断啄着/他吃/像一只小鸡一样”（《小鸡》），等等。在陈仲义看来，大量缺乏创作难度的口语诗的出现，使新世纪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说话的分行与分行的说话”，其审美内涵和艺术成色也大打折扣。

导致新世纪诗歌创作中难度意识的不断减弱乃至缺场的原因有多种，归纳起来大致有：

第一，电脑的普及与网络媒体的发达，为口语诗的大量繁殖提供了绝佳机会。口语诗写作自由随意，只要认识几个汉字，只要懂得按回车键，就可以每天轻轻松松地写下数量不菲的作品来，再加上网络媒体异常发达，可以无限加载的网络空间，为这种口语诗的发表（准发表）和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写作的轻松随意，发表的快捷迅速，都无形之中成为了不断孕育这种无难度系数的口语诗的可怕温床。

第二，一些诗人对“先锋”的过度迷恋与错误理解。一部分诗人尤其是某些才华平平又渴望成名的诗人，也企图借用“先锋”的名号而使自己尽快挤入当代诗坛前台，他们无法在思想境界和艺术修辞上达到很高造次，只能“出此下策”，有意把诗歌写得土白，写得俗气，以此吸引读者的眼球。口语诗的出场，多数都是基于这样的创作意图。

第三，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客观上为缺乏难度意识的口语诗的大量涌现提供了某种理论借口。后现代主张去中心化，主张取消深度、消解意义、活在表面，这些观念为那些只顾口语狂欢、不追求深层意义的无难度诗歌创作提供了某种思想基础，有此思想作护身符，唾沫飞溅的口语诗歌写作便更为有恃无恐并大行其道了。

无难度的口语写作，大都采用了自动化生成的书写模式。只要内心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可以铺展开自己的诗歌创作路线，不用动什么脑筋，不用花多大心思，不用在词语的选择、句式的安排、修辞的使用、意义的深究上费什么周折，一切都顺着感觉的流向，自动扩展，自动生成。你看这首——

想着我的爱人

我在路上走着

想着我的爱人

坐下来吃饭

想着我的爱人

我睡觉

想着我的爱人

我想我的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爱人

他肯定是最好的爱人

一来他本身就是最好的

二来他对我是最好的

我这么想着想着

就睡着了

全篇围绕一“想”字而铺衍开，从想念爱人到想象爱人，创作者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就实现了语意上的顺利转换，这样的诗正是自动化写作的产物，或许只需三五分钟就能一挥而就。

由于没有某种创作难度的有意识设置，这种口语化写作自然就不可能体现出独特的艺术创新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其美学价值也就无从说起了。

无难度的口语写作，不仅任某些粗鄙的、低俗的直接进入诗行之中，有时简直成了废话与垃圾扎堆的场域。例如——

现代汉诗

性感如斯

原本不是这样的

原本是个老处女

是我操的

也是你操的

但归根结蒂

还是我操的

“屎是米的尸体/尿是水的尸体/屁是屎和尿的气体/我们每年都要制造出/屎90公斤/尿2500泡/屁半个立方/另有眼屎鼻屎耳屎若干/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别人都用鲜花献给祖国/我奉献屎”

等等，例子举不胜举。口语写作无难度化的自动演绎，自然导致了许多不符合诗歌资格的语言大量混入诗行，在此情形下，诗歌美学质量如何能够得到有效保证？也导致了世人对新诗普遍不满甚至蔑视。

新世纪诗歌的伦理底线何在？

新世纪以来，一些诗人总是在不断突破诗歌的伦理底线，不时发惊世骇俗之语，制怪模怪样之诗，想方设法吸引世人眼球，以赚取某些虚名浮利。新世纪诗歌的伦理底线在哪？新世纪诗歌还有伦理底线吗？

在我看来，问题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精神伦理的败落。诗歌一度呈现出精神矮化、价值迷失的可怕迹象。一方面，一些诗人主动向世俗妥协，使新诗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另方面，还存在另一种极端，某些诗人将其视为自我陶醉、自娱自乐的小众化产品，这些诗人秉承着诗歌是“献给无限少数人”的艺术信条，将其经营成自己专用的语言作坊和少有人知的私人话语场，有意拒人千里之外，装神弄鬼，故作高深，从而斩断新诗与社会、与人群的精神牵连，这是另种意义上的诗歌伦理失位。

第二，美学伦理的沦失。第三，语言伦理的放弃。诗评家霍俊明在他的博客里发了这样一段文字：

“……出生于1988年的女诗人范儿的《我明明奇妙的激情万丈》。其中的一首《傻逼之歌》我认为不仅不是诗，而且侮辱了这些洁白的纸张。请看：

傻逼之歌

你就像

1个屁1样TM的漂着。

所到之处，

寻找着同样腐烂的气味。

只不过是，

你选择了这里，TM的继续腐烂。

1个SB的领路人，

在通往不再SB的路上

1度SB的要死。

你要做的，

就是永远走在TM的路上。

等待无法预知的，TM的飞翔。

如果能用TMD和SB写一首好诗说明这个诗人差不多是天才了，只可惜这个叫范儿的女人不是。”。纵观当下诗坛，这种无视语言伦理的垃圾之作，绝对不是个别现象。

五

新世纪诗歌刊物的平庸性何时终结？

毫无疑问，当下绝大多数诗歌刊物都相当平庸，毫无个性和特色可言，在读者心目中已很难唤起求购的欲望和阅读的热情。想想1980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哪一家诗歌刊物不是读者垂青的对象，不是人们争相传阅的目标，那个时候刊物订数，少则几十万份多则几百万份。

而今，所有诗歌刊物都陷入惨淡经营的尴尬境地，一些甚至只有几千的订户，以至于有人戏言：“少女不问芳龄，诗刊不问订数”。

只惜，很多诗刊主编和编辑还没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办法努力作出改变，诗刊的平庸性也许还将持续很久，一时难以让人看到终结的希望。

当下诗歌刊物所具有的平庸性特征，大致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所有的诗歌刊物几乎都大同小异，没有自己的独特诗学标签。现今，无论是题材、风格、语言还是外在形式上，各家诗歌刊物所发作品，都无法折射出刊物所具有的艺术个性来，或许刊物本身就没有个性。

我们要了解当下诗歌的审美状况，只要随便找一家刊物翻翻就可大致有些眉目，不需要把各家刊物都找齐了来读。刊物与刊物之间差异性太小，雷同性太严重，这说明所有的诗歌刊物都未能摆脱平庸没落的尴尬处境。

第二，很多刊物都是平庸之作的集散地。一本诗歌刊物，一般能容纳几百首诗，但读完之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实在很少，有时甚至一首都没有，这正是当下诗刊的现实状况。诗歌整体质量的有限，无形之中限制了刊物档次的提升。

第三，诗歌栏目设置缺乏亮点。栏目设置，一定程度上是刊物美学追求的呈显，也是主编和编辑特定诗学观念的一种折射。当下的诗歌刊物，却很少设置出别出心裁、令人眼前一亮的栏目，刊物的平庸性无计摆脱。

导致当下诗歌刊物平庸低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而言之，不外下述几种：

一，多数刊物缺乏长远的诗学规划，不求长远发展。

二，刊物缺乏开放意识与探索精神。

三，当下真正有质量的优秀诗作却少之又少，稿源本身质量的有限，也限制了刊物整体水平。

四，诗歌刊物出刊期数过多，也导致了刊物质量的下滑。现在的诗歌刊物多为月刊，有些甚至是半月刊和旬刊，期刊数量增加了，刊物质量怎么可能得到保障？

五，诗歌编辑的历史使命感和工作责任心。现在的诗歌编辑，已不再有1980年代的那股热情和干劲了，时代的浮躁气和世俗化已经感染了当下的每一个人，几乎所有人都不再能安静下来做好一件事情，对于诗歌编辑我们自然就无法求全责备了。

六

新世纪诗歌奖项怎么这么滥？

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设置的诗歌奖项究竟有多少？恐怕一时之间很难得出一个明确的数目。不过，圈内人早已清楚地认识到，异常热闹的新世纪中国诗坛十余年间从来不少戏份，诗歌大奖的日益增多便是一种习以为常、令人见怪不怪的戏剧性景观。我曾在一则微信中如此调侃道：“当今诗歌奖项之多，之滥，已至无可容忍之程度。鲁迅、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何其芳、袁可嘉、阮章竞、海子、骆一禾，等等，都纷纷出场，给当代诗人发放人民币。”

应该指出，新世纪诗歌奖项的多而滥现象，已经构成了一个值得诗界同仁高度重视和认真反思的紧要问题，如果不对这些奖项进行恰当的规划和正确的引导，相信它所起到的负面作用，绝不亚于其产生的正面影响。

新世纪以来颁发的各类诗歌奖，已经暴露出以下一些问题：

其一，不少奖项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一些获奖者无法令人信服，即便是最有权威性的鲁迅文学奖；

其二，虽然诗歌奖项不少，但获奖面并不很大，少数诗人甚至成了获奖专业户，这也许并非是完全正常的；

其三，不管哪类奖项，一般来说都体现着这样的趋势：成名诗人获奖易，未名诗人获奖难，年轻的作者常常无法进入获奖者名单中。其四，各种奖项对诗人形成极大的诱惑，创作功利化、应制化现象突出，诗坛浮躁之气更显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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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新世纪诗歌的审美标准是什么？

新世纪以来新诗审美观念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偏差，诗歌价值标准已显得极为芜杂和纷乱，不再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能达成共识的评价尺度。

尤其是对某些诗歌（比如上面提及的口语诗）的判断，简直到了人言人殊、各执一词的地步，称赞其好的人将其捧上天，贬抑其差的人则将其打入地，同一首诗在不同的人眼里简直是判若云泥、天差地别。

八

新世纪诗歌批评的锋芒哪去了？图片

新世纪诗歌生态出现了较大的问题，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在于，诗歌批评已不再扮演质检员、检察官和主治医生等角色，不再对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各种不良诗歌现象、诸多不好的诗歌文本进行大胆的揭示和直言不讳的批判了。

如今的诗歌批评家多是诗坛的和事佬，他们通常与诗人之间保持着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友好关系，在诗歌名利场里共同维持着利益分享、相安无事的稳定局面。

基于此，新世纪诗歌批评一定程度上成了人情稿、关系稿、捧场稿、表扬稿的代名词，有些批评家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只是一味地说好话、戴高帽、做表面文章，真正指出问题、点到要害、痛下“杀”手的批评显得少之又少。

面对此种境况，我们不禁要问，新世纪诗歌批评的锋芒究竟哪去了呢？

对新世纪以来一些诗歌批评文本稍加分析，便可发现大致相同的几个特征：第一，只说好话不说坏话，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只表扬不批评，只褒不贬。有违批评家职业道德。第二，常常只罗列现象，而不触及本质，不愿意将深层原因揭示出来。这或是明哲保身的一种话语策略。

第三，始终比诗歌发展慢半拍，只能跟在诗歌屁股后头摇旗呐喊，而无法为当代诗歌提供某些前沿性、先锋性的诗学观念，这是新世纪诗歌批评缺乏锋芒的另种表现形态。

重申诗歌批评的伦理、重塑诗歌批评的话语权力等已成为当今诗学界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并不存在谁主谁次的关系，批评并不是创作的附庸品，批评并不是专为创作服务的。

而且，诗歌批评有自己特定的权力，它既可为新诗发展提供理论资源和艺术动力，又是当代诗坛的裁判官，对当代诗歌作出客观的估价与评判，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新诗的当下现状与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