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雍正王朝》中的孙家诚
说说《雍正王朝》中的孙家诚
蔡 怀 森
电视剧《雍正王朝》算得上是一部不错的作品，虽距首次播出已有二十年时间，但在当下精品罕见，佳作难觅的时日，还常被各电视台反复播放。看得多了也有一些议论，有说是美化了清王朝统治阶级的，其中皇上披肝沥胆勤政为民，反腐，鼎革除弊，推行新政，颠覆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封建帝王形象的认识。也有说有影射当今官场生态之嫌的，其实都是一些无稽之谈。且不说影视剧作原本就是戏说而已，即或是真有所指，也不能对号入座，臆想连翩。毕竟曾以一部莫名的《海瑞罢官》戏剧掀起万丈狂澜，祸害经年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历史有时也只是一面镜子，你是个什么样子去照一照也就行了。
《雍正王朝》剧中表现的一些人物史上多有可考，而其表现的剧情则应另说了，自然也是戏说的成分要多一些。
剧中给人们留有印象的众多人物中有个叫孙家诚的御史官员，其相貌平平，甚至有些猥琐，原本位卑言轻却冒死弹劾年羹尧，至罚跪午门晒太阳，后被年羹尧所杀。这就是一段戏说。
清史上确是有个叫孙家淦的御史，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耿直、博学、勤勉、廉洁，敢于对皇上说“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而在清史留名。(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孙家淦，山西兴县人，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自幼家贫，“白天樵采耕种，晚间灯下苦读”。康熙五十二年，孙家淦以而立之年高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官阶，跻身国家机关官场。初时虽才识过人且品行端纯，但对官场的各种陈规陋习，世故人情还是多有不喑，常常是有话就说，有话敢说，“不事圆滑”。所幸时任职部门一个叫朱轼的领导人，后任浙江巡抚、吏部尚书，人品高洁，对孙家淦博学多才，勤勉于事较为赏识，多加呵护，致孙家淦得以成长。
雍正初登大基，因其八弟、九弟、十四弟有争大位之嫌，且长期拢络一帮人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时不时妄议朝政，且不与皇上保持高度一致，遂搞了一场“清禁朋党”的运动，致八弟、九弟、十四弟及与他们有牵连，关系往来密切的一干朝廷臣僚定罪在身，并有不断扩大化的趋势。这一极为敏感的政治事件曾一度使得朝中百官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生怕那一天把自己牵连进去。也有一些聪明世故，别有用心的权臣或竭力附拥皇上“肃反”，“整顿”，煽风点火，扩大事态。或保持缄默不语，明哲保身。而孙家淦却站了出来，向雍正呈上谏言：“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意思是八王、九王、十四王毕竟是皇家骨肉，不宜重典，“朋党”除少数有作恶证据的，其他不宜以人划线，不能随便抄家罚产。对内政事务不宜用兵。反正就是不搞“肃反”扩大化，重证据，讲政策，把注意力集中到国计民生上来。
据说此呈上奏，雍正阅后大为震怒，曾找来朱轼问其何人，竟如此大胆：“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朱轼见状缓缓作答道：“家淦诚狂，然臣服其胆”，意思是孙家淦奏章用词虽狂妄，但我佩服他敢说真话的胆量。据载雍正听毕思量一番亦笑着说：“朕亦服其胆”。其实当时雍正对“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亦有了一些察觉，尤其是有部分臣僚借“禁朋党”运动抓人，整人已形成了新派势力，由此雍正借孙家淦奏章，调整了政策，对所谓“朋党”少数处理，多数不究。还在一次场合对众臣放言：“朕即位以来，孙家淦每事极谏，朕不惟不怒，且嘉悦焉，尔等当以为法”。不久还擢升孙家淦为国子监司业。
孙家淦此举无祸得福，且稳定了朝政，深得众臣僚感佩，从此也改变了对这个晋西北黄河边乡野间走出来的同僚以往不屑的看法。
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即位。孙家淦任左都御史。
清朝都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弹劾机构，职能是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处理并参加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新皇上初登大典，孙家淦不是迎合新政，肃整吏治，而是给乾隆皇上奏上“三习一弊疏”一折。奏本较为细密冗长，大意为：天下事，阴阳交替，盛极衰来。但凡圣上，要有察觉，有举措，以免积重而不可返。“间有三习，不可不慎戒”，主登皇位“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时间长了，圣上听到的，看到的都是一些溢美之词，“一片掌声”，“到处莺歌燕舞”。此时如果听到一些不好的声音就会不高兴了。“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顺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即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在人治重于法治的社会，君王一言九鼎，国家兴衰系于王者一身，君明则国运兴盛，君昏则举国衰败。王者之心正与不正，德行胸襟是关系国家盛衰安危的头等大事，敢于向刚刚登朝主政且年轻有为的乾隆帝直言进谏，且陈述君王治国理政应有的德行度量，是很不容易的，其实质也绝非是妄议和犯上。孙家淦这样做了，应属一代忠臣良才。
史载，孙家淦有勤奏、多奏的习惯，“一路为官，一路说事”。甚至还上过取消“养廉银”的折子。也有时事无巨细，奏本繁杂冗长，显得啰嗦。为此雍正，乾隆帝都曾有过对他奏章的不满，甚至批评指责，其间还有过贬职外放的经历。不过奇怪的是二朝圣上对孙家淦还是多有倚重。细细分析，恐怕还是孙家淦为官清廉，无任何经济问题把柄，处事皆能出于公心。
王权时代，皇上内心最喜欢的还是忠心事主，不爱财的文官和不怕死的武将。
孙家淦任过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湖广总督，也算是官至极品。而这些也恰恰向后人表明清王朝纵是圣上，亦是重视人才，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即或是刺耳的反对意见，这是很难得的。有时看历史，类似孙家淦这样的忠臣良才也并非是他们自己有多大能耐和才识，而是皇上或领导人成就了他们，当然也成就了自己和自己的江山社稷。
孙家淦作为清代朝中重臣，封疆大吏，与那些“多磕头，少说话”，报喜不报忧，整日揣摩圣上意思办事，竭尽巴结讨好之能事，唯唯诺诺做官的人还是截然不同的。
孙家淦为官不计个人进退得失，为国尽忠诚，为民谋福祉，官场尽职尽责，这是值得肯定的，能清史留名的道理也就在这里。
孙家淦七十高龄在吏部尚书任上病卒。
为什么七十高龄老人还在高位任职？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吏人事管理制度？和今天的退休、离休、“二线”、改任虚职及各种待遇方面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当时的官员离职都是告老还乡？他们的京城府邸如何处理？下岗告老还乡后的生活状况，福利待遇如何？这些诸多事宜都是个什么情况就不清楚了。
应该有一些熟悉的专家、学者告诉人们，或许也是一些有趣的事。
2018年 3月 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