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责任

承担责任的人，追求的是生命的质量，而不是它的长度。不必强求生命多长的数量，还是要珍重生命的意义、价值和质量。昙花的生命只有短暂的三小时，却用尽了它的一生来积蓄。它的美也悄然刻入人们心中。所以我提醒那些两会代表和党代会代表，不要怕死和害怕利益受损，要对国计民生等重大问题承担责任，尤其是对权力腐败的追责承担责任。如果连官员财产公开的议案都通过不了，不问责或没有问责权，那这些代表也就是个同流合污的摆设。

在国际问题上，应该谁制造问题就由谁来负责。美国等西方强盗制造了恐怖问题，就休想试图向中国转嫁反恐责任；美国等西方强盗制造了难民问题，就休想借“国际责任”来捧杀中国；朝鲜称朝核问题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不会对美以外国家用核武器，这纯粹是美国咎由自取。

下面我重点说说国内的责任问题。

中国媒体必须承担话语权的责任。中国的媒体首先要担负起谴责大卖-国-贼大汉-奸的责任，根据民意调查把无良官员上榜，否则中国的媒体就是不负责任的媒体，2500万吨稀土价值5万亿流失出国门不追究责任天理难容！06年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仅此一年据说中国银行业就送给西方国家近一万亿的国家财富，天量巨亏应该有人负责；中国的媒体还要担负起生态灾难追责的责任，当今的雾霾灾难，如此空前劫难竟无一人负责!难道媒体不该追根究底；中国的媒体也负有声讨国务院违宪者的责任，宪法规定：“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务院一直在极力推行私有化改革，把数以千万计的国企或卖或送给了私人。

中国公民必须承担相对应的责任。“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人，是最不负责任的人。这种人一方面把责任横向分给其他的人，同时还可以把责任纵向留给时间靠后的人，唯独自己责任最轻。本来一个人的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但对于他们是相反的逻辑。他们连古代封建皇帝都不如，古代皇帝如果统治时期发生天灾，他们都要下罪己诏。但无良官员，他们最擅长的是给提及责任的人制造麻烦和报复。当前的现状是：“中央是恩人，县里是坏人”，基层“责大权小利少”，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急需改变。中国人每个人都要担负起自己相应的责任，不要把责任推给上级和下级。但是现在有很多人都怕担责，尤其是战士，谁怕担责谁就是唯上级命令是从，珍宝岛之战请示上级了么？还不是直接就干了，难道人家要杀你，没上级命令你就不开枪而乖乖受死吗？

共产党员必须肩负先锋队的责任。除了人民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权。所以为了崇高的荣誉和信仰，不应当讲究责任和权力的对等，刘胡兰牺牲的时候讲究或计较责任对等了么？斤斤计较得失对得起自己的执政地位么？按照《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每个共产党员应当问一问“改共为私”的责任者是谁？40000亿美金外汇储备年年贬值的责任者是谁？社会主义社会福利越来越缺失的祸根是谁？精神文明被全面严重污染的责任者是谁？每名共产党员都应拿出刘胡兰的勇气来问一下责。问责不仅仅是自上而下问责的制度性安排，也可以上不封顶，一直问到政治局和中常委。擒贼要擒王，问责追责必须追“真正”的责任人，否则就是和稀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政府官员必须肩负管理社会的责任。政府尤其要准确理解义务教育中的“义务”二字之内涵。义务教育是现代政府不容推辞的责任，政府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教育时，该项义务就转化成了责任。看看世界上哪个国家把教育当成谋利的产业？另外，政府对人民的健康生存权负起责任是强国大国的主要衡量指标，倘若引进有毒转基因食物坑害国民造成癌症泛滥，那这个政府就不是人民的政府。在经济上，政府应该建立有责任的市场经济才能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没有责任的市场经济是自掘坟墓的无政府主义，股市砸锅造成惊天利益流失谁负责，当然是总理罪责难逃。网友深山野叟在《天津大灾难拷问的是行政责任制度》一文中指出：“中国这三十年的行政现象是只当官不负责，当了官、特别是高官，就等于领到了‘免死铁卷’，犯了错毫无关系，犯了罪从轻处理，进了班房也享受宾馆待遇，刑不上大夫，成了官场惯例。”只有追责才能让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警醒起来，要对事故和决策终身追责，不管官职有多高，是否退休都应该对历史负责，这才是对权利的最好监督。在国际上，俄政党提案给戈尔巴乔夫定罪追究苏联解体责任，就对有些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警醒。

有些事情无人负责不是因为找不到人来负责，而是私心作祟想蒙混过关。比如由谁来承担妖魔化毛主席的错误和责任？明显是从那个《历史决议》带头开始的么，如果没有那个《决议》，就没有中国这么多年思想上的大混乱。更重要的是，我们追究了责任，有时并没有达到目的，需要查找最根本的原因。那个天津大爆炸的责任者也许是替罪羊，根源还是推行私有制的政府官员!但是，即使这些人引咎辞职也没用，因为残害人民的私有制还在!私有制企业明显相对于公有制企业承担了较少的社会责任，生产过剩就是私有化后资本抛弃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的必然。

有罪的人希望免责，最起码的手段是有悔改表现。比如腐败分子，如果能退出脏款，国家应该制定“缴贿免责”的办法来挽救这些人，既可以避免出现动荡，又能回收资金。